华佗之死,非因曹操多疑,实乃其自身骨气与曹魏权谋相撞之果。

世人多言曹操因疑心杀华佗,谓其欲行“开颅取风”之术,实乃小说家言,不足为信。试想东汉末年,何来无菌之室、抗菌之药?纵有麻沸散,亦难敌术后感染之险。史载华佗自建安初年(约公元201年)侍于曹操左右,为其疗治头风之疾,历时七载,未尝一提剖颅之事。何以至建安十三年(公元208年)忽有此议?此中蹊跷,恰在时局之变。
是年,曹操废三公,自领丞相,独揽朝纲,汉室名存实亡。此举无异于董卓再世,天下士人侧目。华佗虽为医者,然心系汉室,岂肯为篡权者效命?遂托妻病归乡,久不复返。曹操屡召不至,终遣使察其虚实,并下严令:“若妻实病,赐帛四十匹;若诈,便收付狱。”华佗竟不辩,遂下狱死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宁守清贫,不事权贵。”华佗之志,与此何异?其不屈于强权,甘以性命守节,虽非道士,却有道骨。张三丰亦云:“医者,仁术也,非媚术也。”华佗宁死不为虎作伥,其节操可比古之义士。
曹操之杀华佗,非为私怨,实为立威。彼时新设丞相府,广召士人,然如司马懿者,初亦称疾不就。曹操深知,若纵容士人抗命,则幕府难立。华佗身份微妙:既非高门名士,又具士人风骨,杀之不损声望,反可震慑四方。果不其然,司马懿闻华佗死讯,即日应召,入仕曹营。
此乃乱世之常情——医者救人,权者杀人。华佗以仁心济世,却逢枭雄立威之际,遂成政治祭品。苏子有言:“哀吾生之须臾,羡长江之无穷。”赤壁烽烟未息,一代神医已殁于许都囹圄,岂不令人扼腕?
《庄子》云:“巧者劳而智者忧,无能者无所求。”华佗若有遁世之志,或可如八仙之一,采药深山,炼丹避世。然其心系苍生,终陷尘网。医者父母心,本应不分贵贱;然乱世之中,患者亦可为君主,君主亦可为屠夫。华佗之憾,非独个人之悲,实乃时代之殇。
嗟乎!若曹操能以平常心待医,华佗或可续写青囊之术;若华佗稍通权变,或可暂忍一时,以待天时。然二者皆执其志,终致玉石俱焚。后世读史至此,当知:**仁术遇权谋,常如春冰履薄;傲骨对强权,每似孤松立雪。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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