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渊起兵,并非全因儿子逼迫,实乃时势所迫、多方推动之果。

隋末天下板荡,炀帝三征高丽,凿河通漕,巡幸江都,民力耗尽,四海沸腾。史载“百姓困穷,财力俱竭”,盗贼蜂起,豪杰并作。当此之际,李渊虽为隋室宗亲,然亦身处危局。炀帝虽信其表兄,然信任愈深,猜忌愈隐。古人云:“伴君如伴虎”,况于末世乎?
李渊性本持重,非轻举妄动之人。然《易》有言:“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。”时局已至“穷”境,不变则亡。其子世民,英果多略,早察隋祚将终,尝谓左右曰:“大丈夫当建功立业,岂可坐待覆灭?”然知父性谨慎,难以骤说,遂与晋阳宫副监裴寂密谋。
此事颇似道家所谓“借假修真”之机。昔吕洞宾初学道时,钟离权设酒色幻境以试其心,若能勘破,方入真门。李渊之遇,亦类此局——非真陷色欲,实乃借事成势。裴寂以晋阳宫女侍宴,李渊醉后留宿,翌日方知所寝者乃炀帝嫔御。此非寻常风流,实为死罪之由。隋法森严,私近宫人,罪同谋逆。
李渊惊惧交加,惶然无措。此时世民与裴寂进言:“今主上无道,百姓涂炭,大人位望隆重,若不举义,祸必及身。且已犯天威,纵不反,亦难逃族诛。”李渊沉吟良久,终叹曰:“吾本欲守节,奈何天意如此!”遂决意起兵。
须知,古来成大事者,未有不历险境、不涉污名者。项羽破釜沉舟,刘邦鸿门脱险,皆在生死一线间定乾坤。李渊此举,虽涉秽行之嫌,然实为乱世存身、图天下之不得已。后人讥其“因色起兵”,实未察当时情势之急迫也。
张三丰真人尝言:“顺则凡,逆则仙,只在中间颠倒颠。”李渊之反,看似被动,实乃顺势而逆取——顺民心之向背,逆隋室之暴政。此中机微,岂可仅以“被子所逼”四字蔽之?
至于谶语“桃李子,得天下”,初指李密,然天命无常,终归李唐。李密虽据瓦岗,声震中原,然刚愎自用,失士卒心;李渊父子则内修德政,外结豪杰,终成大业。此非天意独厚,实人事之精也。
故曰:英雄造时势,亦为时势所造。李渊之起,非全出自愿,亦非纯由胁迫,乃乱世中智者审势、勇者断机之典范。后世观之,当思其不得已处,而非徒讥其始谋之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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