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人常将刘墉与和珅相较,问其是否为好官?答曰:清官未必清心,权臣未必误国,其中曲折,且听细细道来。

刘墉出身显赫,其父刘统勋乃乾隆朝肱股之臣,谥号“文正”,千古文官之极誉。《清史稿》称其“终身不失正”,诚非虚言。刘墉借父荫直入殿试,取二甲第二名,初入翰林,看似平步青云,然其仕途二十年沉浮地方,直至乾隆二十四年任江苏学政,方见转机。
古人云:“父辈之德,子辈之舟”,然舟行千里,终须自渡。刘墉虽得门第之助,却也在宦海中几度浮沉,恰似吕洞宾初入终南求道,非经千磨百炼,难见本心。
乾隆二十六年,江苏监生阎大镛因抗粮获罪,刘墉查得其诗稿《俣俣集》中有“悖逆之语”,即刻上奏。乾隆震怒,以“吕留良案例”严办,株连甚广。刘墉由此得宠,擢升太原知府,后又因失察获罪,贬至军台效力。其间起落,宛若《庄子》所言“福兮祸所伏,祸兮福所倚”。
至乾隆四十二年,刘墉再任江苏学政,又逢举人徐食田被告发其祖诗集中有“明朝期振翮,一举去清都”之句。刘墉再以文字狱邀功,酿成“一柱楼惨案”,二百余人遭殃,而其官位骤升户部侍郎,终成乾隆心腹。
昔年张三丰有言:“道高不如德高,德高不如心高。”刘墉以文人之笔、狱吏之酷,博君王一笑,其心可诛,其行可叹!
此后刘墉官运亨通,任巡抚、总督、尚书,却再无为民请命之举,反多明哲保身之态。至嘉庆即位,和珅倒台,刘墉亦未显铮臣风骨,只以“浓墨宰相”虚名传世。
观其一生,虽无和珅之贪酷,却以文字狱戕害士子,以权术固宠保身。清名之下,其实难副!恰如《史记》所警: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。”刘墉之“正”,不过戏台衣冠,岂堪青史铭刻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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