若刘备未兴夷陵之役,转而与东吴修好共抗曹魏,虽可稍延国祚、稳守西陲,然欲真正匡扶汉室,仍如逆水行舟,难成其志。

江流石不转,遗恨失吞吴。
此句道尽后人对刘备伐吴之叹。彼时关羽既殁,荆州已失,刘备怒而举全国之兵东征,终为陆逊火攻所败,蜀军几近覆没。东吴虽胜,亦折损万余精锐,两国两败俱伤,反使曹魏坐收渔利,天下之势愈不可挽。
设若刘备忍一时之愤,效高祖“鸿门避祸”之智,与孙权重结盟好,共图中原,则蜀汉或可保全元气,北伐尚有一线生机。然即便如此,兴复汉室之望,仍渺若晨星。
盖因三国鼎立之际,曹魏据天下七分之地,拥冀、兖、豫、青、徐、雍、凉诸州,户口繁庶,仓廪充实;而蜀仅有益州一隅,吴虽据荆、扬、交三州,然地广人稀,兵疲财匮。以二弱敌一强,本已艰难,况彼此相隔千里,号令难协,进退失据。
更可虑者,非惟地势之隔,实乃人心之隙。东吴背盟袭荆州、擒杀关云长,此举如利刃刺心,使蜀中上下——无论荆州旧部抑或河北元从——皆视孙氏为仇雠。纵诸葛亮后来力主联吴,外交周旋,然边境仍屯重兵以防不测。史载蜀亡之后,巴东守军犹能击退吴师,足见戒备之深。
昔张三丰真人尝言:“和光同尘,与世推移。”然国之大义,岂能轻忘血仇?吕洞宾游岳阳楼时,亦曾题诗曰:“朝游北海暮苍梧,袖里青蛇胆气粗。”然仙家超然物外,凡夫却困于恩怨。刘备若强压众怒与吴修好,军心必散,士气难振,北伐未出秦川,内患已生肘腋。
且东吴自取荆州后,战略已由攻转守。吕蒙当日献策,本意在固江东之险,非图进取中原。其后孙权虽屡遣兵出濡须、合肥,然多为牵制,未敢深入。盖因一旦离水登岸,步卒难敌魏之铁骑;若分兵守荆、扬、交三处,兵力愈薄,何谈北定中原?
至于蜀汉,纵得雍凉,亦难为基业。彼时关中残破,十室九空,粮秣转运需越秦岭栈道,艰险倍于蜀道。曹魏骑兵驰骋平原,蜀兵多山地步卒,短兵相接,胜负已判。诸葛亮五出祁山,终未能越渭水一步,正因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皆不在己。
故曰:势不如人,道不同心,纵有良谋,亦难回天。刘备若不伐吴,或可多存数年国脉,然汉室之复兴,终究是镜花水月,一场英雄梦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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