夷陵之战时,曹丕并非无所作为,而是刻意按兵不动,待吴蜀两败俱伤后再图渔利;然其失机于先,终致三路伐吴无功而返。

章武元年(221年)秋,刘备举倾国之兵东征孙权,为关云长报仇,夺荆州故地。彼时孙权虽据江东,却已遣使奉章,称臣于魏,受曹丕册封为吴王,加九锡,位同诸侯。此非虚礼,实乃权宜之策——正如昔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,今孙权亦借魏之名号以缓蜀之锋。
古之用兵,必先正其名。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事不成。
曹丕若于此时伐吴,无异于讨伐己之藩属,天下视之,岂非自毁纲常?刘备可言“复雠雪耻”,诸葛亮能称“兴复汉室”,而曹丕若攻称臣之吴,何以服四海之心?故其踌躇不发,并非怯懦,实因礼法所缚,难以骤动干戈。
然曹丕之误,不在守礼,而在失算。夷陵相持七八月,陆逊蓄势待发,刘备锐气渐竭。此时若魏军自合肥、江陵三路并进,东吴纵有良将,亦难兼顾。惜乎曹丕但坐洛阳,静观胜负,如道家所谓“执大象,天下往”,却忘了《阴符经》所警:“机在目睫,失不再来。”
昔吕洞宾游岳阳,见渔人争网,笑曰:“鹬蚌相持,渔翁得利。然若渔翁酣睡,鹬蚌自解,则空舟而返。”此喻正合曹丕之局。
及至陆逊火攻连营,刘备败走白帝,吴军方胜而未懈,士气正盛。曹丕此时方以太子入质为由,兴三路之师:曹休出洞浦,曹仁攻濡须,曹真围江陵。然朱桓守濡须,以寡破众;诸葛瑾援南郡,坚壁清野。魏军顿兵城下,半年无功,终如贾诩所料,“徒劳而返”。
兵法云:“善战者,致人而不致于人。”曹丕反其道而行,待敌既胜而后击之,是谓“致于人”。此非雄主之略,实乃新君之患——初登大宝,未历戎马,虽承孟德之基业,却乏其断机之明。
试想若曹操尚在,见吴蜀交兵,必如赤壁前夜,星夜调兵,或袭建业,或断江陵,使孙权首尾不能相顾。正如苏子瞻《赤壁赋》所叹:“方其破荆州,下江陵,顺流而东也,舳舻千里,旌旗蔽空。”曹操当年之势,正在于乘隙而入,不待敌定。
曹丕之失,不在兵力,不在谋臣,而在时机一瞬之差。待其醒悟,吴已结蜀为援,魏独对二国,自此三国鼎立之势愈固,再无吞并之机。后世观之,当知:天下大势,不在强弱,而在应机;不在蓄力,而在先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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