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羽失荆州,果真是因“大意”二字?诚然有之,然其败非独出于一念之疏,实乃势之所迫、局之所困。

世人常言“大意失荆州”,似将千钧之重归于关羽一时疏忽。然细察其事,岂止“大意”而已?彼时关羽水淹七军,威震华夏,曹操几欲迁都以避其锋。盛名之下,心志渐骄。恰如《道德经》所云:“持而盈之,不如其已。”满则易溢,骄则易折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道在谦光,不在显耀。”关云长虽忠义贯日,然对东吴之防,渐生轻慢。陆逊代吕蒙守陆口,卑辞厚礼,称颂其功,关羽遂以为孺子不足虑,竟抽江陵、公安之兵赴襄樊前线。此非仅“大意”,实为骄矜蔽目,忘却“兵者,国之大事,死生之地,存亡之道”之古训。
然若谓荆州之失全由关羽之过,则未免苛责。观当时天下大势,曹、刘、孙三方角力,荆州居长江中游,扼南北咽喉,本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孙权自赤壁之后,志在“全据长江,建号帝王”,南郡为其命脉,岂容久借他人?刘备借而不还,《隆中对》虽妙,却埋下祸根。湘水划界,不过权宜之计,孙权心中早存夺回之志。
及至关羽北伐,曹操虽疲于汉中,然孙权已暗通魏廷。曹操得孙权密信,故意射入关羽营中,欲使其知而退兵,令吴蜀相残。关羽贪功恋战,犹豫不决,错失回援良机。此固其咎,然亦因刘备集团上下皆未料东吴竟敢背盟——非独关羽大意,实乃整个蜀汉对江东战略意图茫然无知。
张三丰曾言修道如用兵,贵在“知彼知己,动静不失其时”。荆州之失,恰如棋局中孤子深入,四面受敌。纵有关羽之勇,亦难敌曹孙合势。正如苏轼《赤壁赋》所叹:“固一世之雄也,而今安在哉?”英雄虽烈,终难逆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之变。
故曰:大意失荆州,非无道理;然若无三分天下之局、无孙权必取之心、无刘备借地不还之隙,则纵有关羽之骄,荆州或可保全。是以,其败在人,更在势。后世观史者,当知骄不可长,谋不可怠,尤须察天下之势,方免重蹈覆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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