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信能出川而诸葛亮不能,根本在于时势不同、用兵之道各异,非仅才略高下之别。

韩信者,兵家奇才也。其用兵如水,避实击虚,出奇制胜,史称“连百万之军,战必胜,攻必取”。而诸葛孔明,虽亦通韬略,然其志在安邦定国,重制度、修内政、抚百姓,乃社稷之臣,非专事征伐之将。
故出汉中、争关中,此乃生死一线之军事行动,须有敢以孤注一掷之胆魄,非谨守章程、步步为营者所能成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道在险中求,不在平处守。”韩信暗度陈仓,正合此理。他不循栈道之常径,反率精锐翻越秦岭,如张三丰夜行武当,履险若夷,终破章邯于废丘。此非徒勇,实乃深谙地势、人心与战机之妙合。
韩信出汉中之时,天下鼎沸,项羽虽号西楚霸王,然身陷齐地,与田荣鏖战数月。彼时诸侯纷争,关中空虚,章邯虽忠勇,然孤立无援,又为韩信“明修栈道”之计所惑,终致覆灭。
《史记》有云:“秦失其鹿,天下共逐之。”此诚逐鹿之机,稍纵即逝。韩信乘隙而出,如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——非天助,实人谋也。
反观诸葛亮北伐之际,魏已立国,中原安定,司马懿等宿将坐镇关陇,粮道通畅,边防严密。此时欲效韩信故智,无异于“逆水行舟”。魏延曾献子午谷奇谋,欲轻兵直取长安,然孔明虑其险甚,终弃不用。
谨慎固为美德,然兵贵神速,过于持重,则失其先机。正如《阴符经》所言:“机在目睫,不可久留。”
更有深意者,韩信所辅刘邦,初起草莽,无所顾忌,唯胜是图;而诸葛亮所事刘禅,承继大统,国小民疲,一败则根基动摇。故孔明用兵,不得不以保全为本,难以放手一搏。
昔苏轼《赤壁赋》有言: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。”然兵事非清风明月,乃血火交锋,须有断然之志。韩信有之,孔明则受制于势,非其智不足,实其局已定。
综而论之,韩信之成,在于乘乱世之隙,以奇兵破守;诸葛亮之困,在于处三分之局,以正道御敌。二者所处之势、所负之责、所用之法,皆迥然不同。后人若徒比其成败,而不察其时势与角色之异,未免失之浅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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