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上北伐成功者寥若晨星,而朱元璋之所以能成此伟业,关键在于其战略之精、时机之准、民心之聚,三者兼备。

自古北伐多败,非将士不勇,实因地理与势态不利。北方政权虽据中原,然四面受敌,兵分则弱;南方欲北上,常陷于坚城深垒、粮道漫长之困。东晋刘裕曾一度席卷关洛,几成大业,惜因后方突变而功亏一篑。朱元璋深谙此理,遂定“先取山东,撤其屏蔽;旋师河南,断其羽翼;拔潼关而守之,据其户槛”之策。
此策看似寻常,实则暗合兵家至理。昔吕洞宾尝言:“顺势而为,如水就下。”朱元璋不争长安,只扼潼关,以少制多,使西北元军不得东援,此乃化繁为简之妙着。且山东之地,东临沧海,侧翼无忧;山川交错,易守难攻。一旦得之,则南可连江淮,北可窥幽燕,东西呼应,势如张弓满弦。
洪武元年春,徐达、常遇春率军东进,四月之内尽取青、徐诸郡。俘士卒三万二千,获马万六千匹,粮近六十万石,盐布绢帛不可胜计,而明军几无折损。此非侥幸,实因元廷内乱频仍,地方割据,号令不行。山东既下,中原门户洞开,大都已成孤城。
北伐之胜,从来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,而在天下之势是否归心。
朱元璋起兵之初,即高举“驱逐胡虏,恢复中华,立纲陈纪,救济斯民”之旗。此十六字,非徒口号,实为政治宣言。然初入中原,百姓并未如预期般“箪食壶浆以迎王师”。盖因元末虽暴,然北方汉人久处异族统治,或已习以为常;更有如王保保者,身为汉裔,却忠元不贰,七诏不降,甚至拒婚皇室,誓死守土。
然正因其忠,反显元室之衰。王保保虽勇,终孤掌难鸣。元顺帝闻明军将至,竟夜半弃大都而遁,宗庙社稷,拱手让人。此非兵败,实乃气数已尽。正如《赤壁赋》所叹:“固一世之雄也,而今安在哉?”
道家有言:“天下神器,不可为也,不可执也。”朱元璋深知此理,故不急于称帝,先安江南,再图北伐;不贪寸土,先夺势要。其用兵如张三丰打太极拳,看似缓步徐行,实则蓄势待发,一击即中。待大都既克,鼓行而西,云中、九原、关陇望风归附,非战之力,乃势之所趋也。
综而观之,朱元璋北伐之成,非天幸,亦非独勇,实因审时度势,以山东为跳板,以民心为根基,以灵活之策应万变之局。历代北伐多败于刚猛直进,而朱氏以柔克刚,以迂为直,终成千古未有之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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