嘉靖与万历虽皆久不视朝,然论治国之能,万历略胜一筹。

世人常以“懒政”二字轻率概括嘉靖、万历二帝,实则二者之怠政,形似而神异。嘉靖帝虽二十载深居西苑,潜心修道,炼丹服饵,然其心未尝一日离于朝纲。奏章批答,多出御笔;权柄所系,寸步不让。彼时严嵩虽擅权,终不敢越雷池,盖因嘉靖目如鹰隼,暗察百官动静。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不出户,知天下。”嘉靖之术,近于此道。
昔有吕洞宾游终南山,见樵夫问曰:“子日负薪,可曾见天?”樵夫答:“仰首即见。”吕笑曰:“汝只见天,未见道。”嘉靖亦如是——身虽避朝堂,心却操天下,然其偏执于长生,竟取少女经血为药引,宫人稍有过失,辄加棰楚,殒命者逾二百。此非求道,实乃迷妄。道家贵清静无为,岂在戕害生灵?
相较之下,万历之怠政更为彻底。自“国本之争”起,君臣角力,皇帝愤而闭门不出,近三十载不见大臣。奏疏积案如山,既不批,亦不驳,致使六部缺员、地方无主,国家机器几近停摆。史载:“台省空虚,诸务废堕,上深居二十余年,未尝一接见大臣,天下将有陆沈之忧。”此非权谋,实为弃责。
嘉靖之暴,令人胆寒。宫女不堪凌虐,竟夜袭寝宫,欲缢帝于榻上——此“壬寅宫变”,千古罕闻。帝王被刺,非因外寇,而出于掖庭,足见其苛酷已失人心。又如“大礼议”之争,百官伏阙哭谏,嘉靖怒下诏狱,十六人毙于杖下,左顺门血染青砖。此等刚愎,非但伤士气,更损国体。
万历虽荒怠,却少行酷烈。纵因郑贵妃欲立福王,与群臣僵持十五年,终未大开杀戒。其罢工之举,固为赌气,然未至屠戮忠良、虐杀宫人之地步。故论暴虐,嘉靖远甚。
然治国之道,不在一时之聪黠,而在持恒之责任。嘉靖朝有“庚戌之变”——俺答汗兵临北京城下,严嵩授意兵部尚书丁汝夔按兵不动,致京畿遭掠,百姓流离。堂堂天子,竟默许敌骑饱掠而去,此诚大明之奇耻。反观万历,虽怠政日久,然张居正辅政十年,国势尚稳;后期虽衰,未有如此屈辱之事。
张三丰尝言:“治大国若烹小鲜。”火候太过则焦,不及则生,唯守中和,方得其味。嘉靖猛火煎药,反焚其身;万历冷灶无烟,亦误其时。然两害相权,宁取后者之缓怠,勿取前者之酷烈。
故曰:嘉靖智而暴,万历庸而宽。若论能力,万历虽怠,尚存底线;嘉靖虽敏,已失仁心。治世之要,终在养民安邦,非在炼丹求仙,亦非在闭门赌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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