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立嫡立长”与“择贤而立”,二者相较,前者以礼法定序、息争止乱,后者虽重才德,却易启觊觎之祸;故于古代皇权传承而言,“立嫡立长”更稳社稷、安宗庙。

古者治天下,首重宗法。《诗经》有云:“螽斯羽,诜诜兮。宜尔子孙,振振兮。”此非徒颂多子之福,实寓秩序之义。周礼以降,嫡长子承祧,乃天经地义。明太祖朱元璋起自布衣,然深谙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之理,遂定嫡长继承为国本,欲以礼制束人心、防篡夺。
尝闻张三丰真人隐武当,有弟子问:“何以道门传法,亦重师承?”答曰:“无序则乱,无法则散。纵有奇才,若越次而进,终成祸根。”此语虽出方外,然与明制暗合。朱棣虽以藩王夺位,然登极之后,反严饬子孙恪守嫡长之制。其子朱高炽体弱多病,次子朱高煦骁勇善战,太宗犹传位于高炽,并早携皇孙北征,示天下以继统之不可僭越。自此以后,明室二百余年,虽有争端,未改大法,社稷得以少乱。
然“择贤而立”,看似重才,实藏险机。清初无定制,八旗共议,名为推贤,实为角力。努尔哈赤崩后,诸子纷争,皇太极虽号“贤明”,然登位后囚兄黜弟,骨肉相残。及至多尔衮摄政,挟天子以令诸侯,玉玺入私邸,称“皇父摄政王”,几移国鼎。顺治虽存帝号,形同傀儡,孝庄太后周旋其间,如履薄冰。此非贤能所致,实因制度无常,人心难定。
康熙朝尤甚。圣祖仁皇帝九子皆英,然储位屡废,终酿“九子夺嫡”之祸。诸王结党营私,朝野动荡。雍正继位后,深知此弊,遂创“秘密立储”之法——匣藏诏书,驾崩始启。此举表面仍择贤,实则独断于一人,已非“择贤而立”之本意,反显其不可行。诚如吕洞宾游岳阳楼时所叹:“世人争一纸符箓,不知大道本无争。”皇位若成众矢之的,纵有尧舜之德,亦难逃阋墙之祸。
观史可知:嫡长之制,非谓长子必贤,而在以定分止争。《资治通鉴》有言:“立嗣以长,礼也;立嗣以贤,变也。变则乱生。”盖因“贤”字无定准,人各怀私见,父子兄弟皆可成敌。而嫡长之序,如日月运行,众人共睹,虽或得庸主,然免骨肉相屠,保宗庙不倾。此非迂腐守旧,实乃古人以血泪换得之治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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