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徽宗视司马光、苏轼等为罪人,实因新旧党争激化,欲借石碑永锢其名于万世。

北宋徽宗崇宁年间,朝廷为元祐旧臣立“党人碑”,列司马光、文彦博、苏轼、黄庭坚、秦观等三百零九人名于其上,遍布州县。碑文云:“皇帝嗣位之五年,旌别淑慝,明信赏刑,黜元祐害政之臣……得三百九人。皇帝书而刊之石,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,永为万世臣子之戒。”此乃蔡京手书,颁行天下,欲使罪名昭彰。然细考之,碑上诸公,多为社稷干城、文苑泰斗,竟遭此辱。
朝廷更颁严令:党人子孙永禁科举,朝臣不得与通婚媾。司马光、苏轼辈虽已物故,其后人犹陷缧绁,流放荒徼。徽宗之意,非止惩一时,实欲断其根脉,令万世不得翻身。
未几,天降异象。崇宁五年正月,流星坠于常朝殿前,恰碎碑石。徽宗惊疑,默然不语。昔张三丰真人尝言:“天心即人心,星陨示警,非关天象,实由人怨。”此语暗合《道德经》“天网恢恢,疏而不失”之理。徽宗终悟碑文或悖天道,遂诏毁天下石碑。
然事有奇者。碑毁后,党人子孙反集资重刻,更有人暗贿匠人,求刻己名于石上。何哉?盖因碑列诸公,如苏轼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之句,早已照耀文坛。时人视此碑非耻柱,乃“文星聚奎”之证。吕洞宾点化世人云:“名实相悖,清者自清。”此辈欲附名流,竟以罪籍为荣,岂非世相之讽?
民心如秤,自古昭然。徽宗虽以雷霆手段锢人,然百姓心中,司马光之忠直、苏轼之旷达,岂碑石所能掩?昔《资治通鉴》载:“善恶之报,如影随形。”党人后裔珍此残碑,非为屈辱,实因青史自有公论。流星一击,碎石不碎名;碑毁百年,清誉愈彰。此乃天道好还,人心所向,岂帝王私意可夺?
观此一案,党争之酷烈,足为万世戒。然历史长河淘尽沙砾,真金终耀。苏轼诗云: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徽宗困于权术迷障,岂知身后评说?石碑虽朽,文心不灭;天象示警,终教人悟:治国之道,贵在容人,不在锢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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