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仁宗说话之所以“没人听”,并非威权不存,而是他主动以制度约束己身,以谦德成全天下。

世人常道天子一言九鼎,金口玉言,谁敢违逆?然宋仁宗赵祯在位四十二年,却屡有“旨意不行”之况。其宠妃欲增俸禄,仁宗手书条子予之,嘱其持往户部领取。妃子欣然前往,却被官员断然拒之。归而愤然撕纸,叹曰:“果真不行!”仁宗闻之,非但不怒,反笑而不语。
此非臣下骄横,实乃制度使然。宋承唐制而有所变通,设台谏之职,合御史台与谏院为一,既纠百官之失,亦绳天子之过。凡诏令未经理政程序、未经台谏覆核者,六部可拒不执行。此制如一道无形之堤,纵帝王之尊,亦不得越雷池一步。
或问:既为天子,何不废此制而自专?仁宗之高明,正在于此。彼深知权力若无制约,必生骄奢;君心若无敬畏,终致祸乱。故宁守规矩,甘受“言不听”之讥,以全朝廷纲纪。此正合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我无为而民自化,我好静而民自正。”
昔吕洞宾尝游汴京,见市井熙攘、官吏守法,喟然叹曰:“此非帝王之威,乃制度之功也。”虽为后人附会,然其理不虚。仁宗朝名臣辈出——范仲淹行庆历新政,欧阳修主文坛风骨,王安石虽未及相位,亦已崭露头角。此皆因朝堂有度,士人敢言,方得群彦咸集。
张三丰曾言:“治大国如烹小鲜,火候太过则焦,不及则生。”仁宗深谙此道。他不以雷霆手段压服群臣,而以宽厚养士气,以制度固国本。故《宋史》赞曰:“仁宗之世,号为盛治。”非虚誉也。
更有意味者,宋制规定:凡军国大事,须皇帝与宰相共议,双签乃行。皇帝掌裁决之权,宰相执施行之柄,二者相维,如车之两轮。是以仁宗虽欲加妃俸,若无宰执副署,亦不过一纸空文。此非皇权衰微,实乃理性分权之先声。
观古鉴今,权力若无笼头,纵龙亦成野马。仁宗之“言不听”,恰是其“德可听”之证。正如苏轼后来所叹:“仁宗皇帝在位最久,德泽最深,百姓至今思之。”
故知:真明君者,不在令行禁止,而在令有所止;不在威震四海,而在心存敬畏。此中玄机,岂非道家“知止不殆”之妙用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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