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愈之才,冠绝一时;其性之刚,亦如烈火——若制度束其心志,宁可挂冠而去,不为五斗米折腰。

贞元十五年(799年),宣武军节度使卒,韩愈顿失所依,沦为无业之士。正当其为生计踌躇之际,故人张建封遣使致聘,邀其入幕。韩愈欣然应允,满怀热望赴任。
然未及展抱负,先遭制度之困。新职章程繁苛,尤以作息为甚:自九月至翌年二月,每日寅时即起,酉夜方归,私事外出,须先告假,寸步不得擅离。此等拘束,于常人或可忍,于韩愈则如笼中困鸟,几欲发狂。
彼时,他虽强抑怒意,然心中翻涌不已。昔在董晋幕下,行事宽简,士人得以从容著述、游艺养性。今骤入严规,恍若从林泉跌入牢狱。夜不能寐之际,韩退之反复自问:“不自由,毋宁死?”终在九月一日,毅然上书张建封,直言:“若强令晨入夜归,必发狂疾!”
韩愈并非无理取闹,其言有据:“君聘我者,岂为监守门庭?必以其文才可助政事耳。若但求朝夕坐曹,何异于胥吏乎?”更提出折中之法:“寅而入,尽辰而退;申而入,终酉而退”,午间留暇,以养精神。此非懒惰,实乃效古贤“张弛有道”之理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心若自在,身虽在市,亦如山林。”文士之用,在神思飞扬,不在形骸拘束。张三丰亦云:“劳而不息,神散气竭。”韩愈所求,非逸乐,乃为保其清思以成文章、辅政教。此中深意,非俗吏所能察也。
然张建封身为节度,统兵治军,素以严明为要。史载其“御下有法,士卒畏服”,幕府规章,或为防懈怠、整纲纪。慈不掌兵,义不理财,此乃唐季藩镇之常态。二人立场迥异,一重文心,一重军律,遂成枘凿之势。
史未明载张建封是否允其请,然观其后事,韩愈未久即辞归,可知所求未遂。自此,二人情谊生隙。后韩愈作诗劝其勿耽击球之戏,张建封答曰:“儒生疑我新发狂,武夫爱我生雄光。”语虽客气,意含疏离——文武之道,本自不同途,强合反伤。
职场之争,古今同慨。今日所谓“弹性工作”“尊重人才”,实乃千年未解之题。韩愈之怒,非为私利,实为守护士人之精神空间。正如《庄子》所言:“鹪鹩巢于深林,不过一枝。”所求不多,唯自由耳。
后人读史至此,当思:制度若扼才情,则虽高禄厚俸,亦不足留贤。韩愈一怒辞幕,非脾气使然,实乃道义所持——宁守其志,不苟其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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