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常洛登基一月即崩,实因长期压抑、体弱多病,加之登基后滥用红丸,终致暴亡。

明神宗长子朱常洛,虽为嫡长之序,却自襁褓起便遭父皇冷眼。盖因神宗本由宫女所出,深谙出身卑微之苦,反于己子亦生厌弃——此子亦系醉后与宫人所生,竟如镜中旧影,令其不悦。然祖制昭昭,“无嫡立长”,皇后无嗣,百官力谏,终使常洛于二十岁册为东宫。
然郑贵妃恃宠而骄,欲以己子常洵代之。先是谤言婴儿“资质愚钝”,继而构陷“梃击案”——万历四十三年夏,狂徒张差持梃闯入东宫,几近弑储。事虽败露,牵连内廷,然神宗顾念私情,竟令大事化小,仅诛张差及二阉,贵妃安然无恙。
太子居青宫近四十载,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。朝臣或附郑氏,或观望不前,常洛孤悬其间,心志日损,体气渐衰。昔人云:“忧能伤人,思则气结。”此非虚言也。
泰昌元年八月,神宗崩,常洛践祚,是为光宗。初登大宝,即罢矿税、召忠良,朝野称快。然龙体早亏,登基未久便病笃。内侍崔文升进泻药,一剂而泄数十次,元气大伤。鸿胪寺丞李可灼复献“红丸”,谓乃仙方,服之可延年益寿。
此“红丸”者,实道家外丹之流弊也。昔吕洞宾尝警世人:“金石之药,杀人无形。”张三丰亦言:“内炼成丹,外服反害。”然光宗病急乱投医,竟信此术。初服一丸,稍觉舒畅;再服一丸,当夜暴崩,享国仅一月。
红丸之祸,非独药毒,实乃积年之虚、仓促之治、权宦之谋三者交攻所致。后世观之,岂不悲哉?苏子有言:“哀吾生之须臾,羡长江之无穷。”帝王之尊,竟不及山野道士之寿,诚可叹也。
光宗之死,表面猝然,实则早已伏于数十年储位倾轧之中。宫廷如渊,舐犊之情尚薄,况乎君臣父子?故《易》曰:“履霜,坚冰至。”一月天子,半生囚徒,其命也夫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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