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贵妃那么受宠，为什仫朱常洵当不了太子

郑贵妃虽极受万历帝宠幸，却未能使子朱常洵立为太子，盖因祖制、礼法与朝臣共守之“立嫡以长”原则不可轻废。

宠冠六宫，难越礼法

郑氏生于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年），大兴人，家世寒微，父郑承宪初无官职。万历九年八月，朝廷采选民间秀女，郑氏以青春婉娈入宫。彼时中宫已有王皇后，东宫亦有王恭妃所出皇长子朱常洛，然神宗独钟郑氏，一见倾心。翌年二月，册为淑嫔；十四年正月，诞皇三子朱常洵，三月即晋封皇贵妃——四年之间，由嫔至贵妃，宠眷之隆，前所未有。

然宠极而不僭位，此乃明代后宫铁律。纵如武曌，亦非寻常女子可效。郑氏虽得君心，王皇后无子而位固，朝野视之如天经地义。

国本之争，十年不决

郑贵妃既不能代后，遂谋储位，欲立己子常洵为太子。神宗亦有意偏私，然慈圣皇太后力主“立长”，群臣援引《祖训》《大明会典》，坚执“有嫡立嫡，无嫡立长”之制。于是朝堂分裂，党争蜂起，史称“国本之争”。自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九年，十五年间，廷杖、贬谪、罢官者不计其数，天子深居禁中，几近怠政。

帝王之爱，终难敌千年礼法。正如《易》所言：“亢龙有悔，盈不可久。”宠盛而不知退，反成祸胎。

昔吕洞宾尝游长安市，见贵戚争产，叹曰：“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。”郑氏虽享椒房之宠，育四子女（仅福王、寿宁公主成人），然储位之事，非帝王一人可专断。万历二十九年，神宗终屈于母命与公议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，封常洵为福王。

然福王久留京师，不就藩国，朝野疑其觊觎东宫。至万历四十三年，忽有狂徒持梃闯入太子宫——是为“梃击案”。传言郑氏内侍涉事，举朝哗然。太子虽宽宥不究，然郑氏惶惧，始促福王离京就藩，母子泣别，情状凄恻。

神宗临崩，遗诏欲尊郑氏为后，然礼部奏驳，谓“皇后已崩，继后当慎”，新君光宗虽为太子所出，亦不敢违祖制。未几，光宗暴卒于“红丸案”，熹宗继位，再传至崇祯。郑氏卒于崇祯三年，谥“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”，终未登后位。

宠妃之极，不过皇贵妃；爱子之深，终非储君。此非神宗无情，实乃社稷之重，高于私恩。古人云：“天命靡常，惟德是辅。”礼法如堤，溃则国乱，故虽九五之尊，亦不得不俯首于纲常之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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