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军征高句丽之所以处于兵力劣势,实因太宗汲取隋炀帝覆亡之鉴,刻意精兵简政,以质代量。

贞观十八年(644年),太宗亲率大军东征高句丽。世人常以“靡师百万、劳民伤财”讥讽此役,殊不知此语本应归于隋炀帝。炀帝三征高丽,动辄百万之众,转输千里,民不堪命,终致天下大乱,社稷倾覆。太宗早历隋末烽火,深知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之理,故每念及高丽之事,必惕然警醒。
兵贵精不贵多,将贵谋不贵勇。
是以此次东征,太宗仅集兵十万有余,而高句丽举国动员,号称二三十万。表面观之,唐军似处下风;然细察其由,则见太宗深谙道家“少则得,多则惑”之旨——与其驱疲民为卒,不如择锐士为锋。昔张三丰论武,尝言:“一羽不能加,蝇虫不能落”,盖谓至精者可制胜于无形。太宗用兵,正合此道。
此番出征,将士多系自愿从军,沿途百姓争献粮秣,叩马请行,曰:“不求县官勋赏,惟愿效死辽东。”太宗皆温言却之,唯恐扰民。故全军虽仅十万余,然皆百里挑一之精锐。李道宗率四千骑突袭,竟能破敌数万,高句丽军望风披靡,弃甲曳兵而走。
《资治通鉴》有云:“兵不在众,而在精;将不在勇,而在谋。”
太宗此举,非但未重蹈炀帝覆辙,反以少胜多,连克十余城,斩首四万,俘获无数。虽未竟灭国之功,然已重创高句丽根基。后世或讥其“未竟全功”,却不知太宗志在惩逆安边,非欲竭泽而渔。正如吕洞宾点化世人所言:“大道至简,强求反失。”若贪图速胜而驱民如畜,则隋之殷鉴不远矣。
观夫太宗用兵之道,外示谦抑,内藏机锋;减兵以安民,选锐以制敌。此非徒军事之策,实乃治国之要义。故曰:知止可以不殆,知足可以不辱。高丽之役,胜负之表象下,实藏一代明君对天道民心的深切体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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