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娥与寇准虽皆以社稷为念,然其志同而道不合,终致水火不容——盖因性情、权位与时机三者交相激荡,非独一人之过也。

寇准之名,史册昭昭。澶渊一役,辽师压境,满朝惶惧,唯其力排南逃之议,强请真宗亲征,登城督战,终使敌退盟成。此诚社稷之功,然《易》有言:“亢龙有悔。”功高震主,面折君颜,纵无篡逆之心,已触天子之忌。澶渊盟约虽安边疆,却使真宗失“天子威仪”,遂借故罢相,贬谪外州。
耿直非过,过在不知时变。古之良臣,如张子房运筹帷幄,进退有度;今之寇公,刚烈如剑,锋芒毕露,虽忠而难久立于朝堂。
刘娥本蜀中孤女,鬻歌为生,然聪慧明达,深得真宗宠信。欲立为后,群臣哗然,尤以寇准为首,直言“出于侧微,不可母仪天下”。此语如刀,刺入刘氏心腑。后虽借仁宗为养子,勉强登后位,然无册礼、无命妇朝贺,形同私授,耻辱深埋。
权力之途,最忌旧怨未消而新局已启。刘娥既掌国柄,寇准则忧其效武曌故事,遂不惜破平生之节,附会祥瑞——奏称“蝗抱草死,禾再生穗”,以求复相。此举虽得回朝,然清誉已损,反授政敌以柄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修道不在避世,而在应世不染。”寇准一生守正,临老一念动摇,恰似舟行激流,稍偏即覆。道家所谓“和光同尘”,非教人同流合污,乃示人以柔克刚之机。若寇公早悟此理,或可周旋于宫掖而不失其节。
及至再相,寇准力主太子监国,意在防后宫干政。然密奏真宗,言皇后不宜久摄大政,事泄于刘娥。彼时真宗病笃,神志昏眊,既不敢认其谋,又不能护其臣。寇准顿成孤悬之棋,刘娥则视其为眼中钉。二人本可共扶幼主,却因互疑而相攻,终致寇准再贬雷州,客死瘴乡。
史家观之,非寇准不忠,亦非刘娥必奸。一则守经而不知权,一则持势而难容异。正如苏轼《晁错论》所叹:“天下之患,最不可为者,名为治平无事,而其实有不测之忧。”当国者若不能以道御势、以柔济刚,则纵有同心,亦成仇雠。
后人读史至此,当知:治国如调琴,弦太紧则断,太松则喑。刚直与权变,须如阴阳相济,方成大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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