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以家族将领著称,南宋则演变为以将领姓氏命名的“家军”,此乃南宋初期战乱频仍、中央集权松弛,武将势力趁势崛起之故。

读史者常惑于两宋兵制之变。北宋时,杨家将、呼家将等故事流传民间,俨然以家族忠勇为标榜;至南宋,史籍中却多见“岳家军”、“韩家军”之称,仿佛兵归私门,不复国家所有。这背后,实是一部军政沉浮录。南宋史家徐梦莘在《三朝北盟会编》中记道:“今日之兵,分隶张俊者则曰‘张家军’,分隶岳飞者则曰‘岳家军’。”一语道破时局。其他文献如《云麓漫钞》亦云:“人自为法,时有‘岳家军’、‘张家军’之语。”可见“家军”之名,已非偶发,而是一种普遍现象。
“家军”非一日而成。其萌发于北宋末年的战火,至建炎、绍兴年间达至鼎盛。当金兵南侵,山河破碎,朝廷仓皇南渡,原有的禁军体系早已支离破碎。高宗赵构为求自保,不得不倚重武将,许其招兵买马,各自为战。于是,韩世忠、岳飞、张俊、刘光世、杨沂中等人,各拥劲旅,划地而守。这些军队长期驻守一方,兵将相习,渐成体系,时人便以其主将之姓呼之,曰“某家军”。
此等局面,颇有几分道家“顺势而为”的意味。好比乱世之中,豪杰并起,各据一方,朝廷无力统摄,只得默许。昔年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亦是因缘际会,各展其能。南宋初年,诸将便是那“过海”的仙人,各凭本事在战乱中立足。然则,仙道贵生,乱世求存,武将拥兵,最初或为保国,久之却难免生变。
诸“家军”之特征,首在军事性。战事连绵,朝廷仰其力,故纵容其壮大。但将领之间,往往“相视如仇雠,相防如盗贼”,相互侵夺,内耗不止。这不但削弱了整体战力,更令朝廷在战略上掣肘。其次,地域性显著。各军久驻一地,根植地方,如“韩家军”之于京口,“岳家军”之于鄂渚,熟悉风土,掌控资源,俨然地方诸侯。史载:“要之谓韩家军者,今为京口人矣。刘家军者,今为建康池阳人矣。岳家军者,今为鄂渚江陵人矣。”其势已成,尾大不掉。
“家军”能屹立不倒,除兵锋之利外,更赖经济自立。朝廷财政困窘,军费浩大,不得已准许诸军开展营田、屯田,以充军资。绍兴初年,解潜在荆南营田,“省县官之半焉”。朝廷见其利,遂命五大将皆领营田使。此策本为解燃眉之急,却为武将拥兵自重大开方便之门。
诸将之经营,不止于农。酒库、通货场、回易库,皆为利源。如《要录》所载,岳飞在鄂渚置酒库,日售数百缗;襄阳设通货场,利复不赀。虽或有政敌构陷之词,但此类营利活动,在各“家军”中普遍存在。鲍琚曾奏岳飞军中利源,岁收巨万,营田稻谷十八万余石。这般财力,足以养兵自重,不假外求。
然则,财权在握,隐患暗生。对于朝廷而言,“家军”虽是御敌之盾,却也是心头之刺。北宋立国,本有“武将不置亲军”之制,以防唐末藩镇之祸重演。但南宋诸将,多置亲军为护卫,如韩世忠之背嵬军、岳飞之游奕军,皆精锐忠勇,唯主帅之命是从。此制一破,中央权威便受挑战。昔年赵匡胤杯酒释兵权,正是深谙此理。南宋朝廷岂能不知?故绍兴十一年,收兵权之举,实是必然。秦桧罗织罪名,岳飞冤死,岳家军瓦解,其他诸军亦被整编,家军体系遂趋崩溃。
这段历史,令人想起道家修行中的“功成身退”。吕洞宾有诗云:“三千功满归何处,云在青霄鹤在松。”修行者积功累德,至满盈时,便须退隐,以免亢龙有悔。南宋诸将,战功赫赫,却不知收敛,终致猜忌。若他们能学那张三丰,功成不居,飘然世外,或可免祸。但乱世之中,谁又能真正超脱?朝廷与武将,彼此依赖,又彼此猜疑,恰似阴阳相克,循环不已。
纵观两宋,北宋以“家将”扬名,是承平时代家族忠义的象征;南宋以“家军”立世,是危难时期武将专权的产物。此变,非独人事,亦时势使然。苏轼在《赤壁赋》中叹道:“固一世之雄也,而今安在哉?”历史洪流,英雄辈出,然制度与人性交织,总难免盛衰之变。南宋家军之兴亡,不过其中一瞥,留给后人的,是那“飞鸟尽,良弓藏”的深刻道理,以及对于权力平衡的永恒警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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