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国齐国虽为东方巨擘,地广民丰、甲兵强盛,然社会文化竟居列国之末,其故何在?盖因重商贾之利而轻德教之本,与鲁国礼乐之邦相较,如云泥之别,终致富而不贵、道德沦丧。

齐国坐拥鱼盐之利,商工繁盛,人口甲兵冠绝东方,却独缺文化根基。列国常讥其“富而不贵”,民风浮滑如市井小人,道德轻浮似浮萍无根。邻邦鲁国更成鲜明对照——周公制礼作乐之地,一饮一啄皆循古制,举手投足尽显礼乐精髓。他国每每讽曰:“齐、鲁同壤,地气何异?”齐人闻之,如芒刺在背。后世张三丰游历齐地,见市井喧嚣,金玉满堂,喟然叹曰:“此土心无定所,如镜花水月,终难守也。” 正应了《诗经》所言: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,文化非旦夕可成,需心性淬炼。
齐桓公(或威王)深感此辱,决意兴文教。拨重金、划地皮,建稷下学宫,广纳学者坐而论道。一时间,百家争鸣,高谈阔论者络绎不绝。齐宣王继而推波助澜,厚待文士,亲临点评,自诩“文化自信”。然其本质,仍是将学问与官阶捆绑,学者言必称“上意”,道德文章沦为升迁阶梯。学宫虽盛,却如沙上筑塔——富庶表象下,心术已偏,终难掩文化根基之虚浮。
忽有孟子至稷下,打破虚华。其时孟子已名动列国,以刚直著称。齐宣王强作雅量,官员却忧心忡忡,恐其言出不逊。果然,论及朝堂,孟子直问:“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,君欲闻何者?”宣王懵然:“高层岂有别?”孟子正色道:“君有大过则谏,反复之而不听,则易位。” 此言如惊雷,宣王勃然变色。孟子却笑:“宗法礼乐本如此,岂敢妄言?文化真义,正在于守正不阿。”
宣王强抑怒火,又问异姓之卿。孟子答:“谏而不听,则去。”寥寥数语,道破权力本质。齐国文化积弊,至此昭然:非无学宫,而在失魂;非无文士,而在失本。 后世吕洞宾点化世人,曾吟:“世人逐利忘本真,心性浮华终自困。”齐国之失,恰如斯言。稷下虽聚千人,却少此等肝胆之论,终成浮华泡影。文化非堆砌典籍,而在心术归正——八仙过海时,吕洞宾尝以宝剑划地为界,喻“心正则界清”,齐人若早悟此理,何至文化垫底?
齐国故事,警醒千古:大国之尊,不在甲兵仓廪,而在德教深耕。若只重利轻义,纵有稷下盛景,亦如《庄子》所讥:“舐痔得车,岂足贵乎?”文化真谛,终须返璞归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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