岳飞之死,非因秦桧一人之恶,实乃宋高宗赵构为保皇权、忌其功高震主、触犯政治禁忌而决意除之。

岳飞“精忠报国”,矢志雪靖康之耻,迎回徽钦二帝。其志可嘉,其心可悯,然不知此志恰触高宗之大忌。靖康之变,徽钦北狩,赵构南渡称帝,若二帝真返,天子何以自处?韩世忠等将虽亦言“迎驾”,然知止于口,不践于行;唯岳飞屡于朝堂直言,激切陈词,乃至面折君上,使高宗如坐针毡。古语云:“伴君如伴虎。”岳飞以赤诚对君,却未悟帝王心术之深,终成“忠而见疑”之局。
道家有言:“知其白,守其黑,为天下式。”吕洞宾尝游市井,佯狂避世,非畏权贵,实明进退之道。岳飞若稍通黄老之术,或可全身远祸,惜其刚直如剑,宁折不弯。
绍兴八年,岳飞上书请立储君。此事看似忠心为国,实则揭高宗隐痛——帝因惊惧失嗣,仅养太祖后裔为子,尚存一线亲生之望。立储之议,本属文臣密谋,武将岂可越俎?况宋室立国,本由陈桥兵变而来,太祖杯酒释兵权,严防武人干政。岳飞此举,既触“武将不得议国本”之铁律,又戳帝王私隐,可谓双刃自刎。
更甚者,岳飞屡次违旨抗命。议和既定,乃天子之策,纵有非议,臣子当默然奉行。然岳飞三番以辞官相胁,甚至不待诏允便径自归田。高宗六日遣使方得其返,此非骄蹇,实为挑战皇权。《资治通鉴》有训:“将骄卒惰,未有不败者。”岳飞虽无惰卒,然其骄于君前,已种杀身之因。
及至郾城大捷,岳家军势如破竹,直指黄龙。百姓望之如救星,士卒视之如父兄。然在高宗眼中,此非国之幸,实为心腹之患。韩世忠、张俊等将,战毕即交兵符,退居林下,故得善终;岳飞却拥兵自重,号令如一,朝廷调遣几成虚设。功高震主,古来皆危。昔韩信助汉定鼎,终死于长乐钟室;今岳飞欲复中原,反丧于风波亭下。
张三丰尝言:“柔弱胜刚强。”观岳飞一生,刚烈如火,焚尽奸佞,亦焚自身。若能稍效八仙之吕洞宾,外示狂放,内守其真,或可避此劫数。然历史不容假设,英雄之所以为英雄,正在其不可为而为之。
岳飞临刑前书“天日昭昭”,四字泣血。后人读史至此,无不扼腕。然细察宋室积弱之局,猜忌武将之制,高宗偏安之志,岳飞之死,实非偶然。其冤在情,其理在势。正如《满江红》所叹:“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。”忠魂虽逝,浩气长存,千载之下,犹照汗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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