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为何又那么多的奇葩皇帝和他们的制度有很大关系

明朝之所以多出“奇葩”皇帝，根子不在人，而在制度——其独特的“监阁共理”权力结构，既维系了皇权不坠，又悄然为帝王留出了大量闲暇。

一、祖制如铁，权柄难承

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，曾托钵行乞，终以十五载之功定鼎天下。洪武十三年，借胡惟庸案废中书省、罢丞相，六部直隶天子，皇权空前集中。然政务如潮，《明太祖实录》载：洪武十七年八日之间，奏章一千六百六十件，事涉三千二百九十一项——日均批阅二百有余，处理四百余事。此等辛劳，非常人可继。

更立严训：“嗣君不许复立丞相，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。”祖制如铁，后世子孙纵非雄主，亦不敢轻言复相。

然帝王非皆朱元璋之勤勉。成祖朱棣设内阁，初仅为顾问秘书；至仁宣之际，阁臣权重渐增，票拟之权成定制。所谓“票拟”，即阁臣审阅奏章，附签处理意见，呈御览裁夺。此虽非丞相之名，实已有宰辅之用。

二、监阁相制，帝王得闲

内阁权重日盛，帝王岂能无虑？遂扶司礼监以制之。司礼太监掌“批红”之权——以朱笔代天子裁定政务。于是，票拟出于内阁，批红出于内宦，二者相制，而天子居中操柄，大权不旁落。

此制之妙，在于日常政务可由阁、监分理，唯大事方需御断。故帝王得以抽身，或修道炼丹，或斗虫弄木，非全然荒政，实乃制度所容之“闲”也。

譬如宣宗朱瞻基，虽好蟋蟀，人称“促织天子”，然与其父共创“仁宣之治”，吏治清明，仓廪充实，史称“纲纪未弛，民物康阜”。天启帝朱由校精于木工，斧凿不离手，然魏忠贤擅权，非因木工误国，实因监阁失衡、阉宦乘隙。嘉靖深居西苑，万历三十年不上朝，然国政未崩，盖因张居正等能臣与司礼监尚能维持运转。

昔吕洞宾尝言：“心若止水，形可游于尘。”帝王虽处九重，若制度周密，纵偶耽逸乐，未必倾国。反观崇祯帝宵衣旰食，事必躬亲，废阁臣、疑宦官，监阁之制尽毁，终致孤家寡人，煤山自缢。此非勤政之过，实乃不知“无为而治”之机也。

故所谓“奇葩”，多是后人以道德苛责，未察制度之实。明朝享国二百七十六年，历十六帝，其间不乏怠政、偏执、怪癖之君，然国祚绵长，正赖此“监阁共理”之制——使权不专于一人，事不滞于一端，纵帝王偶有放逸，社稷犹可支撑。

诚如《道德经》所云：“治大国若烹小鲜。”火候太过则焦，翻动太频则碎。明朝制度之设，本意在稳，不在察；在制衡，不在亲为。后人只见帝王斗虫弄斧，却不见制度暗中撑持，岂非舍本逐末乎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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