嘉庆皇帝并未将军机处改为“通讯社”——此说实为误传;他真正所做,是在铲除和珅势力后,对军机处的权力运行机制进行严密整肃,以防权臣再度坐大。

乾隆禅位之后,虽退居太上皇之位,然大政仍操于己手。彼时年迈力衰,遂倚重和珅为心腹,凡内外章奏、军国要务,多由其裁决。嘉庆虽已登基,却如傀儡,不得预闻朝政,更须曲意周旋于权臣之间。四年之间,隐忍不发,实乃孝道与权谋交织之苦局。
及至乾隆崩逝,嘉庆雷厉风行,迅即拘拿和珅,抄没家产,罪状昭彰。然其深知,和珅之祸,非一人之过,实因制度之隙——军机处久成私器,机密之地竟成消息市肆。
清初设军机处,本为绕开内阁、直达天听之枢要机构,较之明代之内阁,更为紧要。然至乾隆末年,军机大臣权重日增,尤以和珅兼领数职,百官奏章未达御前,先经其手。更有甚者,外臣奔走打探,军机泄露如市井传言,朝廷纲纪几近废弛。
嘉庆既亲政,首务即在收权归上。然军机处不可废——此乃乾纲独断之利器,废之反失驭下之柄。故其不毁其制,而改其用:下诏明令,凡臣工奏事,须面奏或直达御前,不得先呈军机大臣;违者,严惩不贷。
又设御史监察军机处,旋虑御史或与军机勾连,复令二者互相纠察,彼此牵制。此法看似繁复,实则深得“分权制衡”之古意。昔张三丰修道武当,尝言:“阴阳相济,方成大道。”治国亦如炼丹,火候太过则焦,不及则生,唯持中守正,方可调和鼎鼐。
吕洞宾曾游长安市上,见权贵争利如蚁聚膻,叹曰:“金印紫绶,不过黄粱一梦。”嘉庆此举,非为革新制度,实为防微杜渐,使军机复归“承旨出政”之本分,而非代帝行事之私衙。
《易》有云:“君不密则失臣,臣不密则失身。”军机之设,本取“密”字为要。一旦泄于外廷,便如堤溃蚁穴,终致大乱。嘉庆之整饬,正是欲挽狂澜于既倒,使机枢重归肃静,皇权再握于一人之手。
是以观之,所谓“改为通讯社”者,不过后人附会之辞。嘉庆所图,非改其名,而在正其实;非废其制,而在束其权。此中深意,恰如东坡赤壁所悟: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。”——制度如风月,不在形变,而在神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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