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虽退居太上皇之位,却仍紧握权柄不放,究其根本,实因对嗣君嘉庆能力深怀疑虑,加之朝局未稳、旧臣难驭,故宁可垂帘而不肯释手。

帝王之退,非真退也;禅位之名,常为权术之饰。
乾隆六十年(1795年),高宗皇帝依早年所誓——“在位不敢逾康熙六十一年之数”——传位于第十五子颙琰,即嘉庆帝。然此禅让,不过易其名而未易其实。宫中仍称“太上皇帝”,军国大事、官员任免、奏章批阅,皆出其手。嘉庆虽居九五之尊,却如履薄冰,四载之间,形同副贰。
何以至此?盖因嘉庆性情温谨,少有锋芒。自幼好读书、习书画,无争储之心,亦乏雷霆之断。乾隆虽爱其母孝仪纯皇后,然观其子“唯唯诺诺,不类英主”,心中早已存疑。昔年废太子永琏、永琮,或夭折,或失德,至立颙琰,实属无奈之选。正如道家所言:“大器晚成,大音希声。”然帝王之器,须兼刚柔,若一味谦退,反失制衡之机。
昔吕洞宾尝云:“炼丹不如炼心,治国先须知人。”乾隆深知朝中老臣多为其旧部,倚仗功勋,桀骜难驯。若骤然交权于一新君,恐生肘腋之变。四川白莲教初起,民怨暗涌,更令其不敢轻卸肩责。是以宁效唐玄宗故事,身退而权不退,以镇四方。
乾隆之禅位,表面守信,内里藏机。二十五岁登基之初,即明谕:“若蒙天眷,得享遐龄,亦不敢过皇祖六十一年之数。”此语既彰孝思,又示谦抑,天下称颂。孰料天赐高寿,竟至八十九岁。诺既出口,势难反悔。若食言而续位,非但失信于民,更损圣德之誉。
古语有云:“名者,实之宾也。”然帝王之名,往往重于江山。乾隆一生追求“十全老人”之号,文治武功,靡不周备。禅位之举,恰为其功业添一“克己复礼”之注脚。然此举亦如双刃之剑——虽得美名,却陷嗣君于无权之困,终致嘉庆亲政后积弊难返,国势日颓。
观其行止,颇似张三丰《无根树》所叹:“顺为凡,逆为仙,只在中间颠倒颠。”乾隆欲以退为进,以让为控,殊不知权力之执,愈握愈紧,反失自然之道。及至嘉庆四年正月,太上皇崩,新君始得展布。然此时吏治已腐,教乱蜂起,所谓“康乾盛世”,实已外强中干矣。
苏轼《赤壁赋》有言: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。”帝王若能如是观权,知进退、明盈虚,则天下幸甚。惜乎乾隆虽通儒释道,终未能放下手中玉玺,徒留一段“太上不逊”的史评,供后人叹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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