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甫一生困顿潦倒,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志节高洁而与时局格格不入,既不擅仕途机巧,又不肯委曲求全。

杜甫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(712年),祖籍襄阳,少时家境尚可,祖父杜审言为初唐著名诗人,父为奉天县令。七岁能诗,十五已名动乡里。然其才情虽盛,却非科举所需之“帖括”之学。彼时取士,重策论、律赋,更赖权贵引荐。杜甫屡试不第,四十有四始得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之微职,掌管兵器门钥,实为闲散末吏。
古人云:“学成文武艺,货与帝王家。”然若无门径,纵有锦绣文章,亦难换一斗米粮。
此非独杜甫一人之厄。观蒲松龄终老诸生,孟浩然布衣终身,皆因不谙宦海浮沉之道。杜甫性本耿介,不屑钻营,又乏有力奥援,故虽怀抱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之志,终陷于“朝扣富儿门,暮随肥马尘”的窘境。
杜甫之诗,直书民间疾苦,《三吏》《三别》如刀刻世相,被后世誉为“诗史”。然在当时,此等文字无异于揭朝廷疮疤。天子览之,岂能悦?同僚见之,安能容?
君子固穷,小人穷斯滥矣。杜甫宁守清贫,不肯以谀词媚上,此乃儒家“穷则独善其身”之极致体现,亦为其困顿之根由。
尝闻严武镇蜀,厚待杜甫,辟为参谋。然甫性刚直,酒后失言,几遭严武所杀。此事虽载于野史,然足见其处世之艰。正如吕洞宾游人间,常因直言触怒权贵,终归云外;张三丰避世武当,亦因看破红尘机巧。杜甫若稍通黄老之术,或可全身远祸,然其心系苍生,不忍遁世,遂甘受饥寒。
昔人有诗云: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!”此非空言,实乃其血泪所凝。然广厦未筑,自身已栖草堂,风雨飘摇。
更兼出身寒微——父虽为县令,然非世家大族,无田产可依,无荫庇可恃。魏晋名士可凭门第优游林下,而盛唐之际,科举渐兴,寒门欲进,唯靠功名。杜甫既不得志于场屋,又不屑货殖谋生,不会耕稼,不通商贾,唯以笔墨寄怀,焉得不贫?
道家有言:“知足不辱,知止不殆。”然杜甫之“不知足”,非贪富贵,乃忧黎元;其“不止”,非恋权位,乃念社稷。此等胸怀,虽致其身困,却使其诗光耀千古。
大历五年(770年),杜甫病逝于湘江孤舟,年仅五十九。身后萧条,唯遗千首诗篇,如星垂野。后人尊为“诗圣”,非因其达,正因其穷而不改其志,困而不失其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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