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多大的冲击 有什么影响

安史之乱，实为大唐由盛转衰之枢机，其冲击之深、影响之远，非止一朝一代，而波及千年国运。

中原板荡，盛世成墟

天宝十四载，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。长安、洛阳，昔日万国衣冠拜冕旒之都会，竟成焦土。两京残破，关中凋敝，中原膏腴之地，十室九空。杜甫有诗云：“寂寞天宝后，园庐但蒿藜。”此非虚言，乃血泪写就之实录。

战乱之后，唐室虽勉力平叛，然元气大伤，内不能制藩镇，外无力守河西。西域故地渐次沦于吐蕃，丝绸之路几近断绝。国家自此由开放转向内敛，由进取趋于守成。

昔张三丰真人尝言：“盛极必衰，物极必反。”大唐开元之盛，如日中天，然骄奢日久，边将权重，终致祸起萧墙。此正如《易》之所警：“亢龙有悔。”

华夷之辨与文武失衡

安禄山、史思明皆胡人出身，虽身居节度，终怀异志。乱平之后，朝野上下遂生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之念。华夷之防，自此森严。宋人承此遗绪，对北族戒惧日深，终致靖康之耻，偏安江左。元朝更立四等人制，民族隔阂愈深，流毒数百年未息。

此等偏见，实为乱世之余毒，非但无益于治，反使华夏自缚手足，失却包容气象。

至于武备之弛，尤堪叹息。唐初尚有府兵之制，将士用命；安史之后，朝廷疑忌武将，遂以文臣监军，阉宦掌兵。至宋，则杯酒释兵权，以文驭武成定制。士大夫高谈性理，视弓马为粗鄙；将帅束手听命，无复汉唐之雄风。

老子有言：“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”然若一味轻武，忘战必危。吕洞宾尝游岳阳楼，见世人醉生梦死，叹曰：“太平本是将军定，不许将军见太平。”此语道尽千古武人之悲。

及至明清，集权愈甚，武事愈卑。虽疆域广袤，而精神萎靡，终难御外侮。盖制度之弊，源于安史之乱后对武力之恐惧与对异族之猜忌，二者交织，铸成千年困局。

苏子瞻观赤壁，曾叹：“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？”大唐盛世，亦如江上清风，山间明月，不可复追。然鉴往知来，方能不蹈覆辙。安史之乱之痛，不在城池之毁，而在人心之闭、格局之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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