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文人风气的转变可追溯至建隆元年(960年)。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初,目睹五代十国武人专权之祸,遂定下"文臣治国"之策。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载,太祖尝于太学宴饮,对诸生言:"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!"此番言语,既是对科举取士制度的肯定,亦暗含对文治武功平衡之道的思考。

观其"杯酒释兵权"之谋,非但解除了将领兵权,更确立了"与士大夫治天下"的政治格局。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所言"先天下之忧而忧"之精神,恰是此政治理念的生动写照。然则重文轻武之策,虽使文化昌盛,却亦埋下隐患。正如张三丰游历武当山时所悟:"刚柔相济方为道",偏重文治而废武功,终成靖康之耻之伏笔。
及至太平盛世,文人雅士渐重形貌。陆游《临安春雨初霁》中"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"之句,恰描绘出江南文人闲适之态。眉清目秀、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,竟成闺阁倾慕之对象。然这般风流蕴藉,实为时代变迁之缩影。
有趣的是,道家典故中亦有类似镜鉴。传说吕洞宾游历长安时,见市井少年皆好脂粉气,遂以剑气化虹,书"文武之道不可偏废"八字。此故事虽属后人附会,却暗合历史规律。正如《宋史·职官志》所载:"时儒者多尚声律,士习渐漓。"文人风骨之衰,实与尚武精神之失相伴。
细考文献,北宋名臣文彦博曾谏言:"今世选人,或取其貌而不究其才。"此语道破时弊。然观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中"羽扇纶巾,谈笑间,樯橹灰飞烟灭"之句,可见当时文人虽重风度,仍存经世之志。此般矛盾心态,恰似道家"阴阳相济"之理。
至南宋时期,陆九渊创"心学",强调"宇宙便是吾心"。这般思想革新,或许正是对浮华世风的一种反拨。据《宋元学案》载,朱熹访程颐于伊川,见其弟子多俊秀少年,遂叹曰:"若不修德,何以配此清福?"此等警语,至今读来仍发人深省。
综观两宋三百年,文治之盛空前绝后,然气节之衰亦触目惊心。正如张岱《陶庵梦忆》所言:"国之兴衰,系于士气。"小鲜肉之风流行,表面看是审美趣味的变迁,实则折射出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。此中因果,值得后人深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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