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邦杀韩信、彭越,非全出于私怨,实乃帝王权术与乱世存续之不得已。

汉高祖刘邦起于布衣,提三尺剑而取天下,其功臣如韩信、彭越者,皆一时人杰。然天下既定,刀兵入库,马放南山,昔日同袍反成肘腋之患。韩信平齐之后,竟请为“假齐王”,虽得真王之封,却已种下君臣猜忌之根。齐地广袤,控扼东方,若韩信有异志,朝廷鞭长莫及。故刘邦徙其为楚王,置于四战之地,意在制衡,此已露防备之意。
收留钟离眛一事,更如火上浇油。项羽虽灭,余党未清,韩信匿其大将而不报,岂非示以二心?
及至伪游云梦,擒韩信于不备,虽暂赦其死,然杀机已伏。吕后与萧何设局,诱入长乐宫钟室,终致夷三族。临刑之际,韩信叹曰:“吾悔不用蒯通之言,乃为儿女子所诈!”此语悲凉,亦见其至死未悟:非天意弄人,实乃势之所迫。
盖功臣之祸,不在谋反,而在不可控。韩信善将兵,不善将身;能定天下,不能安己。此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功成身退,天之道。”然韩信不知退,故不免于戮。
唐太宗李世民,素以宽待功臣著称,凌烟阁二十四像,至今犹传美名。然观其训尉迟恭一事,方知其深谙汉高之苦心。尉迟敬德佐命之勋,无出其右,然宴席之上,因位次之争,竟拳击宗室李道宗,血流满面。太宗召而责之曰:“朕欲与卿等共保富贵,然卿屡犯法度,今日始知高祖诛韩、彭,非尽无理。”
此语非为刘邦开脱,实乃以史为镜,警醒功臣:富贵可共,法度不可逾。昔张三丰尝言:“刚强易折,柔弱长存。”尉迟恭闻训,顿悟收敛,终得善终。此正合道家“知止不殆”之旨。
又闻吕洞宾游长安,见一将耀武扬威,叹曰:“此人头未落,只因时未至耳。”未几,果以骄横被诛。世间多少英雄,败于不知藏锋。韩信之才,冠绝当世,然不知“持而盈之,不如其已”,终致覆灭。
太宗之言,非谓杀戮为是,而谓骄纵必亡。帝王之术,非好杀,实惧乱。若功臣能如张良,功成即辟谷修道,从赤松子游,则何祸之有?
故曰:韩信之死,非独刘邦之过,亦其自取。太宗之叹,非慕汉高之酷,实忧唐室之安。读史至此,当知:“狡兔死,走狗烹”非天道,乃人情;能全身者,不在功高,而在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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