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茂公之所以在李世民死后被流放,实为太宗临终设局,意在令其感念新君之恩,以死效忠。

世人多以徐茂公为羽扇纶巾之谋士,或误作黄冠道流之隐者,殊不知其本乃一员虎将,与秦琼、程咬金辈同列,横槊跃马,血战沙场。其少时家资丰饶,非饥寒所迫,实因志在风云,欲于乱世立功名耳。
《易》有云:“君子藏器于身,待时而动。”徐茂公年十七即入瓦岗,彼时群雄割据,草莽蜂起。初时瓦岗军如梁山泊,劫掠为生,不事耕织。然近乡为寇,常有“劫至二婶”之窘,乡党相认,颜面尽失。徐茂公遂献策迁寨于汴水之滨,远避故土,方得纵横无忌。
其后,翟让与李密内讧,徐茂公审势而从李密;及李密败于王世充,又转投大唐。此非反复无常,实乃顺势而为。昔吕洞宾尝言:“顺天者存,逆天者亡。”徐茂公每遇歧路,皆能择其正者而行,故终得遇明主。
归唐之后,徐茂公屡建奇勋:破东突厥,平薛延陀,灭高句丽,功震寰宇。太宗嘉其忠勇,赐国姓“李”,名勣,图形凌烟阁,位列第二十三,位在秦琼之上,封英国公,宠遇无双。
尤有一事,足见君臣情深。徐勣病笃,医者妄言“须灰可疗”。太宗闻之,竟剪己须付之。勣服“龙须”汤,涕泣叩首,虽病未愈,心已铭恩。然今观之,此医诚庸也,几使功臣日饮胡须灰烬,岂非荒诞?
然太宗临崩,忽下诏贬勣于叠州。朝野惊疑,以为鸟尽弓藏。实则不然。帝召太子李治,密谕曰:“汝于李勣无恩,我今责出之。我死,汝即召还,授以仆射。彼感汝恩,必致死力。”
此计深矣!帝王驭臣之道,不在威压,而在恩结。太宗深知勣才略盖世,若新君无恩于彼,则恐其心不附。故先抑后扬,使恩出自嗣君,忠心自生。此非刻薄,实乃深谋远虑,如张子房运筹帷幄,不动声色而定乾坤。
昔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;今人处世,亦当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。徐勣一生,历三主而不倾,遭贬谪而无怨,终成社稷柱石。其智不在奇谋,而在守正知机——此乃道家所谓“和光同尘,与时舒卷”也。
太宗既没,高宗果召勣还朝,拜尚书左仆射。勣感泣效命,辅佐新君,终其一生,无负旧恩。观此一段君臣际会,岂非千古佳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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