柴荣为讨伐南唐所下诏书,名为《伐淮南诏》,其核心内容在于申明南唐“伪朝”之非法、李璟勾结契丹北汉之罪、掠夺民粮之恶,并昭示周军只诛首恶、不扰百姓,以瓦解敌心、争取民心。

显德二年(955)十一月初一,后周世宗柴荣正式颁下《伐淮南诏》。此诏非寻常檄文,而是一纸兼具道义与战略的政令。柴荣开篇即斥南唐为“僭伪之国”,言其“窃据江表,自号正朔”,实则名不正、言不顺。更痛陈李璟暗通契丹、北汉,图谋南北夹击中原,“外结戎狄,内蓄奸谋”,此乃大逆不道,天理难容。
柴荣深知,兵者凶器,圣人不得已而用之;然若敌已背天逆理,则不得不以武止戈。故其诏中强调:“周不负唐,唐实负周。”——昔日周朝曾许淮南百姓跨境籴粮以活命,李璟却将救命之粟尽收府库,致使黎庶饥殍。此非但失德,实为自绝于天。
柴荣用兵,素重“事必躬亲”,然更重“攻心为上”。他遣李穀为淮南道行营都部署,率王彦超、韩令坤等十二将南下,表面命将出征,实则已决意亲临前线。李穀者,颍州人也,少时“勇力善射,以任侠为事”,非腐儒之流,恰合乱世之需。昔年淮河畔,李穀与韩熙载对饮话志,韩言:“吴若用吾为相,当长驱以定中原。”李穀笑答:“中原若用吾为相,取吴如囊中物耳。”此语竟成谶言——韩熙载终老南唐,郁郁不得志;李穀则辅佐明主,执掌兵符,直指金陵。
道家有云:“兵者不祥之器,非君子之器,不得已而用之。”吕洞宾尝言:“杀人一万,自损三千;攻城为下,攻心为上。”柴荣深谙此理,故其诏书末段特向江东士民宣示:“但戮元凶,不问胁从。归顺者安其旧业,拒命者祸及身家。”此非虚言恫吓,实为分化瓦解之策。观其措辞,既有雷霆之威,亦存仁恕之念,恰如《阴符经》所言:“恩生于害,害生于恩。”
彼时南唐虽据长江天险,然内政日衰,李璟奢靡怠政,贤臣如韩熙载之策屡被弃置。柴荣察其虚实,知其“稔恶既深,朕不敢赦”,遂以一道诏书为先声,继以铁骑为后应。此战非仅为拓土,实乃代天行罚,拯民于水火。后世读史至此,当思:王者之师,不在甲兵之利,而在道义之正;不在城池之广,而在人心之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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