辽国之所以能延续二百余年,根本在于其“因俗而治、兼收并蓄”的政治智慧,而非仅凭游牧之勇或敌弱之机。

契丹本为草原游牧之族,《魏书》始载其名,至北魏时自号“契丹”。其初,部落分散,逐水草而居,兵制“分为十部,兵多者三千,少者千余”,遇战则合符契、共议出征,然畜牧之事各部自理,联盟松散。然自耶律阿保机崛起于迭剌部,乘唐末藩镇割据之乱,统一七部,于滦河之畔筑城仿幽州之制,遂立国基。
此城非徒土木之功,实乃制度之始。阿保机深知:欲久安于北土,必兼取中原之法。故设南北面官——北面治契丹,循旧俗;南面理汉人,用唐制。此即“以国制治契丹,以汉制待汉人”之策,后世谓之“胡汉分治”。
观其后世,辽虽雄踞漠南,却未如匈奴、突厥般倏兴倏灭,正因其不强求同化,反容异质共生。譬如道家所言:“知常容,容乃公。”吕洞宾尝云:“和光同尘,与俗俯仰。”辽之长祚,恰在能容胡汉之异,而统于一国之纲。
世人或言辽之久存,因五代孱弱、石敬瑭献燕云十六州之故。诚然,后晋称臣、儿皇帝之耻,确使辽得南疆膏腴之地。然若无内修之实,纵得地亦难守。耶律德光继位,改国号为“大辽”,乘中原分裂之隙,屡试锋芒。然其前,契丹攻卢龙镇,竟屡挫于刘仁恭之手。彼时唐虽衰,边将犹悍,契丹可汗甚至献良马求和,足见其力未足以吞中原。
故曰:外势可借,内政方为根本。辽之不亡于金兴之前,非因宋弱,而在其自身制度之韧。其军制“兵民合一”,战时为兵,闲时牧耕;其选官兼用科举与世选,既重贵族,亦纳寒士;其礼制兼容佛、道、萨满,乃至建孔庙、尊儒学。
昔张三丰论治国如炼丹:“火候不到,金不成;火候太过,鼎自裂。”辽之治道,恰在火候中和——不过激汉化以失本,亦不固守旧俗以拒新。故能历九帝、传二百一十九载,终亡于女真之锐,而非内溃之崩。
苏子有言:“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,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。”辽之兴亡,亦如江上清风,山间明月。然其“因俗而治”之智,至今犹可思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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