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封之死,非因权谋倾轧,实由其自毁大局、背弃大义所致。

建安二十四年,刘备既取汉中,乘胜遣孟达自秭归北攻房陵,旋命刘封自汉中顺沔水而下,统合军势,共取上庸。东三郡——房陵、上庸、西城,一鼓而下,申耽举众归附,送妻子宗族入成都为质。此地扼秦楚之咽喉,控荆益之要冲,正合《隆中对》所言“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”之关键出口。彼时蜀汉之势,如日中天,若东西并举,中原可图。
然天机将启,人却自误。关羽围樊城、襄阳,连呼刘封、孟达发兵相助。二人竟以“山郡初附,未可动摇”为辞,拒不出师。须知关云长水淹七军,威震华夏,曹操几欲迁都以避其锋。此诚“天下有变”之良机,若东三郡之兵出而夹击,曹魏腹背受敌,汉室或可再兴。惜乎!刘封坐视良机,私心自用,致使孙权袭荆州于后,关羽败走麦城,身首异处。
东三郡既失关羽之援,内讧又起。刘封与孟达不睦,凌轹其部,逼得孟达投魏。达既降,即引夏侯尚、徐晃反戈,直指旧地。更兼西城太守申仪叛变,刘封腹背受敌,仓皇弃城,东三郡尽陷。此门一闭,蜀汉再无东出之路,《隆中对》之宏图,自此成纸上空谈。
刘备怒其不救羽、复失重地,责之甚切。而诸葛亮之痛,尤甚于主。盖自草庐对策以来,二十余年心血,皆系于此双路并进之策。今因一人之私,全局崩坏,岂能不愤?故《三国志》载:“诸葛亮虑封刚猛,易世之后终难制御,劝先主因此除之。”此非仅为刘禅继位扫障,实乃为国除患,为道止损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一念之差,万劫不复。”刘封临死叹曰:“恨不用孟子度之言!”悔之晚矣。张三丰亦云:“刚强易折,柔弱长存。”刘封恃勇而骄,不知进退,终致身死名裂。其事正如杜牧《阿房宫赋》所警: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
故刘封之死,非冤狱,非阴谋,实乃自取。其罪在负国、负义、负时,三者俱全,虽先主垂泪,亦难逭天理。后世观之,当知:大义当前,私心即祸;时机一失,万古难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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