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国虽为周初所封之大国,然其终沦为诸侯笑柄,盖因宋襄公空守仁义之名,不识时势之变,徒以古礼驭乱世,遂致败亡。

宋国肇基于周成王平定三监之乱后,封商纣庶兄微子启于商丘,以续殷祀。因其承商之正统,周室尊之为“三恪”之一,地位超然。然至春秋之世,王纲解纽,诸侯竞逐,礼乐征伐自大夫出,宋国虽地广人众,却未能顺势而起,反因一君之执念,陷于天下笑谈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道在时中,不在古法。”此语虽出唐末,然其理通于春秋。宋襄公继位之初,确有贤名。其父宋桓公病笃,欲传位于嫡子兹甫,兹甫却力荐庶兄目夷,称其仁义。目夷亦辞曰:“能以国让,仁孰大焉?”兄弟相让,一时称美。然此等古风,在礼崩乐坏之世,已如孤松立于狂澜,虽高洁,终难支大厦之倾。
齐桓公薨后,五子争立,太子昭奔宋。襄公遂率曹、卫、邾三国之师,助昭复国,是为齐孝公。此举本可树信于诸侯,然襄公志不止此,竟欲代齐为霸。殊不知,霸业非仅仗义之举,更需甲兵之利、权谋之深。彼时楚国方兴,晋尚未强,天下无主,正是纵横之机。然襄公不修武备,专务虚名,先召小国盟会,滕侯迟到则囚之,鄫子不至则杀之祭河,曹伯中道遁归则围其城——此非霸者之威,实暴主之行也。
目夷屡谏曰:“小国争盟,祸必及身。”又曰:“楚,豺狼也,不可信。”然襄公执迷不悟,竟邀楚成王会于鹿上,欲借楚势以号令诸侯。楚王阳诺阴图,至盂地之会,伏甲士于帷帐,猝起擒襄公,如执豚犬。昔日高坐盟坛,转瞬阶下为囚,岂非天道好还?
楚军押襄公至商丘,目夷闭城坚守,伪称已立新君。楚王知计不成,遂释襄公归国。然襄公耻愤难平,次年闻郑伯朝楚,即兴师伐郑。楚救郑,两军遇于泓水。宋军已列阵待敌,楚师半渡,目夷请击之。襄公曰:“君子不鼓不成列。”及楚军既济未成列,又请击,襄公复止之。待楚阵整,宋师大败,襄公股中流矢,翌年而卒。
后人讥其“蠢猪式的仁义”,实则非愚也,乃执古礼而忘时变。孔子尚言“礼,与其奢也,宁俭;丧,与其易也,宁戚”,况兵凶战危之际乎?张三丰尝论武德云:“刚柔相济,方为大道。”治国用兵,何独不然?守死善道固可敬,然若不知权变,则仁反为害。
苏子有言: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。”然泓水之畔,唯余残甲断戟,空对斜阳。宋襄公之志,不可谓不高;其行,不可谓不诚。然不合时宜之仁,终成千古笑柄。后之览者,亦将有感于斯:治大国若烹小鲜,贵在因势利导,岂可执一隅之义,以抗天下之变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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