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珅并非未做准备,而是其权力完全依附乾隆,退路早已被皇权结构彻底封死。

和珅虽出身名门,却因父亲早逝,家道中落,可谓名门中的寒门。然其未甘沉沦,年少时笃志向学,治学严谨,不类纨绔。文学家袁枚曾以诗誉其勤学,谓其“聪敏笃实,非常儿所及”。正是这份苦读,使他日后得以近御前,获乾隆赏识,遂扶摇直上。
乾隆之宠和珅,非仅出于赏识,实有更深层的帝王心术。和珅长于理财,尤善揣摩上意,遂成为皇帝推行“议罪银”制度的推行者。该制准官员以银赎罪,表面似为敛财之策,实则出自乾隆默许,和珅不过前台执棋之人。
君臣如此契合,盖因乾隆与和珅实属一类人:皆聪明绝顶,知所进退。乾隆甚至偶向臣下索贿,显见其对贪腐有一定默许——忠诚远比清廉更重要。在这样的权谋体系中,和珅既能填满内帑,亦能自肥其私,而皇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然而此种纵容,终酿成大患。贪官缴银赎罪之后,势必变本加厉盘剥百姓,犹如饮鸩止渴,国库暂盈而民心渐失。至嘉庆继位,吏治早已腐坏不堪,天下几成贪蠹之巢。
既知乾隆老去、新帝已立,和珅岂不知杀身之祸将近?然其虽有警觉,却实无退路可选。若转而投靠嘉庆,必遭乾隆疑忌;若劝废新帝,更属痴心妄想,稍有不慎便是灭族之祸;至于起兵——手无兵权,何以造反?
恰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富贵而骄,自遗其咎。”一朝倚势而上,终难抽身而退。和珅早已深陷乾隆所布下的权网之中,进退皆凶。唯有紧附乾隆,压制嘉庆,虽知日后必遭清算,亦属无奈中之“最优解”。
乾隆一崩,嘉庆即出手抄家赐死,岂是偶然?此乃百年皇权游戏中,狡兔死,走狗烹的又一幕罢了。和珅非不聪明,只是再聪明的棋子,亦逃不出棋盘的边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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