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邦与蚩尤并无血缘之亲,然汉初祭祀蚩尤,实因其象征“诛杀无道、威震天下”之反抗精神,契合反秦起义之志。

沛县起兵之际,刘邦被推为沛公,“祠黄帝,祭蚩尤于沛庭,衅鼓旗,帜皆赤”。此举非徒为仪式,实乃立心志、明方向。黄帝为华夏共祖,象征一统;蚩尤则为九黎之君,以勇武著称,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虽言其“作乱”,然《逸周书》《山海经》等古籍皆载其“明于天道”“制五兵、冶金铜”,实为上古技术与军事之先驱。
道家典籍中亦有隐喻。昔吕洞宾尝言:“刚者易折,柔者长存。”然刚非暴虐,乃如蚩尤之刚——护民抗暴,不屈于强权。张三丰亦云:“逆天者亡,顺民者昌。”刘邦祭蚩尤,非慕其败,而敬其“诛杀无道、不慈仁”之义。
秦法苛烈,戍卒失期即斩,陈胜吴广揭竿而起,刘邦亦释骊山刑徒,自断仕途,率十余壮士入泽为盗。此非匹夫之勇,实乃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担当。彼时举赤帜,因自号“赤帝子”,斩白帝子(象征秦),故尚赤。而祭蚩尤,正示天下:吾等非乱臣贼子,乃承古圣之志,代天行罚。
后世常以成败论英雄,然古人祭祀,重在德与义,非唯胜败。蚩尤虽败于涿鹿,然其“威震天下”之气概,恰为乱世所需。汉初去秦未远,暴政余毒犹存,百姓思安,亦思勇者以抗不义。故高祖立祠长安,宣帝复建于寿良(今山东阳谷),非为崇魔,实为立一精神图腾——凡诛暴虐、护苍生者,虽败犹荣。
《道德经》有言:“兵者不祥之器,非君子之器,不得已而用之。”蚩尤之兵,非为侵掠,乃为自卫;刘邦之剑,非为私欲,乃为解民倒悬。此中深意,正如苏轼《赤壁赋》所叹: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……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。”天地正气,不在庙堂之高,而在民心所向。
至于苗人奉蚩尤为祖,乃血脉所系;汉人祀之,则为道义所归。二者殊途,同归于敬。故《礼记》云:“有功于民则祀之。”蚩尤制兵、兴工、抗暴,功在千秋,岂可因一战之败而湮没?
刘邦非蚩尤之后,然其行事,暗合蚩尤之志——诛暴秦、破项羽、约法三章、轻徭薄赋,皆“爱人”之仁,亦“诛无道”之刚。刚柔并济,方成汉业四百年基。后人若只视蚩尤为魔神,是未读古史之深意;若只见刘邦之权谋,亦未识其祭蚩尤之初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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