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宣帝能从权臣手中夺回江山,汉献帝却不能,关键在于时势、权谋与人心三者天差地别。

汉宣帝与汉献帝,皆以旁支入继大统,皆受制于权臣。然宣帝能中兴汉室,献帝终成曹魏傀儡,其间差别,首在时势。宣帝即位时,武帝北击匈奴、西通西域之功未泯,百姓心中,汉家江山仍是刘氏天下。正如《史记》所载:“汉兴,接秦之弊,丈夫从军旅,老弱转粮饷,作业剧而财匮,自天子不能具钧驷,而将相或乘牛车。”然至武帝时,“海内虚耗,户口减半”,却也“匈奴远遁,南夷入贡”,天下犹知汉家气象。
反观献帝时代,十常侍乱政、董卓暴虐,百姓流离失所,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”。汉家天子早已失去天命所归的威仪,人心思变,非刘氏亦可为主。此正如道家所言“物极必反”,汉室气数已尽,纵使献帝夺回权柄,亦难挽颓势。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非仅凭武力,更因天下已认其为实际之主。
若论权谋手段,宣帝与献帝更是云泥之别。宣帝少遭巫蛊之祸,长于民间,深知“大巧若拙,大辩若讷”的道理。霍光之女毒杀许皇后,宣帝明知内情,却隐忍不发,直至霍氏谋逆,方一举族诛之。此等隐忍,恰似张三丰修道,“十年面壁”,一朝功成。道家经典《阴符经》有云:“天生天杀,道之理也。”宣帝深谙此道,待霍氏自蹈死地,方行天诛。
献帝则全然不同。曹操掌权后,献帝不甘为傀儡,与董贵人、伏皇后合谋,先后两次欲诛曹操,却皆因谋事不密而败。第一次“衣带诏”事发,董贵人被杀;第二次伏皇后被废,幽死掖庭。献帝的冲动,恰似吕洞宾初入道门时,急于求成,反遭魔障。道家故事中,吕洞宾历经“三试”方得真传,献帝却不知“藏器于身,待时而动”的道理,终致众叛亲离。
此外,宣帝虽受制于霍光,却自有班固所言“信赏必罚,综核名实”之能,朝中多有忠臣义士如魏相、丙吉等暗中拥戴;献帝则孤立无援,曹操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,早已掌控朝局,献帝不过是一尊无权无势的泥塑神像罢了。
孟子曰:“天时不如地利,地利不如人和。”汉宣帝占天时(汉室未衰)、得人和(民心未失),故能以隐忍之术,收复权柄;汉献帝失天时(汉室将倾)、弃人和(人心已散),纵有复国之志,亦无回天之力。此非一人之能,乃时势使然,亦为千古帝王之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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