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操杀杨修而留司马懿,并非识人不明,实因二人所处之势、所行之道迥然不同:杨修锋芒毕露,卷入夺嫡之祸;司马懿韬光养晦,深得储君之信。

杨修年少有才,二十五岁便以“名公子”之姿入丞相府主簿,总知内外事务,“事皆称意”,连曹操亦曾叹服。然其才非不显,乃太显;其智非不足,乃太露。古人云:“大巧若拙,大辩若讷。”杨修却反其道而行,每每窥破曹操心机,如“鸡肋”之事,竟公然传令退军,触犯主帅威严,已埋祸根。
更致命者,杨修投身曹植门下,助其争嗣。建安二十二年,曹操立曹丕为世子,大局已定。杨修身为袁术外孙,又拥植抗丕,于新君而言,无异于腹心之患。曹操虽惜其才,然为身后江山计,不得不除。《三国志》载:“太祖既虑终始之变,以杨修颇有才策,而又袁氏之甥也,于是以罪诛修。”此非真罪,实为断后患耳。
司马懿则不然。初被征召,佯称风痹,卧床不起,以避乱世。后虽出仕,却深谙“潜龙勿用”之道。他不争一时之锋,专事曹丕,结为心腹。曹操虽察其“有雄豪志”,尝梦“三马同食一槽”,心甚恶之,然每欲加害,曹丕必涕泣力保。
曹操晚年,东吴未平,蜀汉犹在,魏室正需栋梁。况储君已定,若因疑而诛其股肱,恐伤父子之情,动摇国本。故宁信其子之判断,暂留司马懿。殊不知,此一念之仁,竟成百年基业之隙。
道家有言:“明道若昧,进道若退。”吕洞宾尝隐于市井,张三丰混迹江湖,皆以晦迹全身。司马懿之智,正在于此——不炫才,不争功,如《易》所云:“君子藏器于身,待时而动。”观其后装病十年,一朝发动,尽收曹爽之权,方知其忍耐之深、谋略之远,非杨修可比。
杨修之死,在于“知”而不能“止”;司马懿之存,在于“知”而能“藏”。曹操杀一人以安当下,却放一人以遗后患,非其不智,实势使之然也。后人读史至此,当思:才高者易折,守拙者常全。正如苏轼《留侯论》所言:“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,必有过人之节,人情有所不能忍者。”司马懿能忍,故能成;杨修不能忍,故速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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