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玄宗并非有意将国库“留给”安禄山,实乃仓皇出逃、无力转移府库资财,又恐焚毁激起叛军怒火、加速追击,故假托“不忍百姓受苦”之名,行缓兵自保之实。

开元盛世,四海升平,玄宗享太平之久,渐怠政事。边镇强兵尽付胡将,内地武备废弛如朽木。及至天宝十四载,安禄山起兵范阳,铁骑南下,河南诸郡望风而溃,东都洛阳旬日陷落。朝廷猝然无备,虽急召高仙芝、封常清等宿将,然无兵可授,徒有忠勇而已。
潼关一失,长安门户洞开。玄宗夜半潜行,百官尚在梦中,宫人未及随从。府库所积数十年之粟帛金玉,重不可载,焚之则火光烛天,必惊全城;携之则车马难继,反滞行程。左右或劝:“焚之,勿资寇!”玄宗却曰:“若留之,贼得所欲,或不扰民。”此语看似仁心,实藏机巧。
乱世之中,帝王之“仁”,往往不过权谋之饰。玄宗深知安禄山麾下多为贪利之徒,非为大义而战,实为劫掠而来。若府库成灰,叛军无所得,必衔尾急追,彼时龙舆轻简,护卫寡弱,岂能脱身?
果然,叛军入长安,见府库充盈,市肆繁华,遂纵情声色,忘乎追剿。史载“贼众争入府库,取金帛如市”,竟无暇西顾。玄宗得以从容入蜀,保全性命,更使太子李亨于灵武即位,号令天下,重整王师。
道家有言:“将欲歙之,必固张之;将欲弱之,必固强之。”此非老子之术乎?玄宗此举,虽非修道之君,却暗合“以退为进”之机。昔吕洞宾尝言:“世人争利,我独让之;世人趋进,我独退之。”退一步,非怯也,乃蓄势待时。安禄山得长安而骄,失追击之机,正应了《阴符经》所云:“天之盗,地之盗,人之盗,三盗既宜,三才既安。”——盗者,取也;宜者,节也。过取而不节,终自败矣。
后人观此,或讥玄宗懦弱,然乱起仓卒,能全身而退,已属侥幸。若当时焚库激变,长安或成血海,天子亦难脱虎口。其留财之举,虽非出于至诚爱民,却意外为唐室续命,使郭子仪、李光弼得以募兵讨逆,终平巨寇。
杜甫曾叹: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。”长安虽陷,社稷未倾,正因玄宗这一“留”字,为大唐争得一线生机。张三丰真人有偈云:“顺则凡,逆则仙,只在中间颠倒颠。”治乱兴衰,何尝不是如此?看似退让,实为转机;看似失国,反得存祀。
然盛唐自此衰矣。府库虽暂保长安百姓一时之安,却难掩江山裂痕。渔阳鼙鼓动地来,惊破霓裳羽衣曲——此非天意,实人祸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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