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国大夫伍子胥,其身上最显著的品质乃忍辱负重与明察秋毫。

《史记》载,司马迁评伍子胥曰:“隐忍就功名。”然细观其生平,非仅忍耐,实有大智若愚之境。楚平王宠信费无忌,陷害伍奢父子。伍子胥携父兄之尸奔走,途中“食草根,饮寒泉”,其苦况可比《诗经》所言“行道迟迟,载饥载渴”。然彼时伍子胥未尝怨天尤人,反以“大丈夫处世,当扫清寰宇”自勉,此等胸襟,岂是寻常之辈所能及?
昔年吕洞宾遇钟离权,以“黄粱一梦”点化,伍子胥亦如是。其出昭关时,渔夫渡江,剑赠老叟,此中深意,恰似张三丰“大隐隐于市”之隐。五载蛰伏,待公子光杀僚自立,方重入庙堂,此中机变,非洞察世事者不能为。
伍子胥之智,可比《战国策》中苏秦之纵横。楚平王设局,伍子胥早窥其“斩草除根”之谋,谓“父兄若至,必同死”,此等先见之明,令人想起《鬼谷子》所言“圣人之道阴,愚人之道阳”。及至吴国,见公子光欲夺王位,遂荐专诸,此中权谋,可比《孙子兵法》“上兵伐谋”之理。
越王勾践卧薪尝胆,伍子胥早识其志。《吴越春秋》载,其谏吴王夫差曰:“越王为人,能忍辱负重,若纵之,必为吴患。”此言果验,正如《左传》所云“祸福无门,惟人自召”。然吴王不听,终致“吴宫歌舞,尽付东流”之悲。
昔年范蠡佐越王灭吴,后泛舟五湖,伍子胥却不得善终。其临终前“鞭尸三百”之烈,恰似《庄子》所载“大鹏南飞”之志。然其忠而被谗,终成历史悲剧,正如李白诗云:“吴宫花草埋幽径,晋代衣冠成古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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