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邦之所以未全盘照搬秦始皇的郡县专制,而采取“郡国并行”之策,实因他深知:治大国如烹小鲜,一味刚猛易折,须刚柔相济、因时制宜。

周室以分封立国,天子虽居九鼎之尊,然诸侯各据其土,尾大不掉。春秋战国五百余年,干戈不息,礼崩乐坏,正如《史记》所叹:“周室微,诸侯力政。”及至秦并六国,废封建、立郡县,法令一出咸阳,天下莫敢不从。然秦政苛急,赋役繁重,民不堪命,十五载而亡——此非制度之失,实乃用法太酷、不知变通之故。
暴政如烈火,可焚荆棘,亦能焚林;宽仁若春雨,虽缓却润物无声。
高祖起于布衣,亲历秦末乱世,深知“马上得之,不可马上治之”。初定天下,若尽行郡县,则功臣无封,人心难附;若复行周制,则藩镇割据,祸患将萌。于是折中而行:关中腹地设郡县,由中央直管;边远要地则封同姓子弟为王,以屏藩朝廷。此所谓“郡国并行”,既取秦制之效率,又借周制之安抚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刚者易折,柔者长存。”张三丰亦云:“以正治国,以奇用兵,以无事取天下。”刘邦之策,恰合道家“知白守黑”之妙——表面承秦之严整,内里藏周之宽厚。
故汉初轻徭薄赋,约法省刑,收拾秦火之余烬,整理文书律令,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。萧何定律,曹参守之,“萧规曹随”非惰政,实乃知时势未可骤变。四百年汉祚之基,正奠于此审慎之变通。
反观晋武帝司马炎,尽封宗室为王,以为可固皇权,孰料八王之乱,骨肉相残,五胡乘隙,神州陆沉——此正重蹈周室覆辙,而不知秦汉之鉴也。
苏子有言: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。”治国之道,亦当如清风明月,不滞于物,不执一端。刘邦之智,不在弃秦或从周,而在观其弊而损益之,察其势而调和之。故能转乱为治,化危为安,使新朝如春苗破土,终成参天之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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