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武帝晚年因巫蛊之祸疑心太子刘据谋反,亲手逼死亲生儿子,这场父子相残的悲剧根源并非单纯诬告,而是权力猜忌与政治清洗的必然结果——汉武帝为巩固皇权,借巫蛊之名铲除外戚势力,最终酿成千古遗恨。

征和元年(公元前92年),汉武帝病中梦见持戟刺客,疑有巫蛊作祟,命卫士大索长安。恰逢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挪用北军钱千万事发下狱,公孙贺为赎子罪,主动请缨擒获大侠朱安世。哪知朱安世入狱后冷笑威胁:“丞相父子将灭族矣!”果然,他诬告公孙贺埋巫蛊木偶,汉武帝派人掘出刻有自己生辰八字的木人,震怒之下诛杀公孙贺父子及卫青之子卫伉。此事本可终结,但征和二年七月,酷吏江充趁汉武帝病居甘泉宫,竟将巫蛊之查直指太子刘据。
太子刘据深知江充必置己于死地——若查至东宫,纵无巫蛊亦能“挖出”。少傅石德献策:“先发制人!陛下病危未卜,不如诛江充以自保。”刘据假传圣旨捕杀江充,怒斥:“若非汝谗,吾父子何至斯!”然误传“帝崩”消息,被迫起兵。父子大军血战长安五日,《汉书》载:“逢丞相军,合战五日,死者数万人,血流入沟中。”昔日承欢膝下的太子,终成刀下亡魂。
警醒:江充的诬告绝非偶然!汉武帝晚年多疑成癖,甘泉宫养病时拒见太子,正是猜忌的致命导火索。
回溯事件链条,公孙贺抓朱安世本为救子,却踏入深渊——汉武帝多年未能擒获的朱安世,丞相却轻易拿下,岂非蹊跷?《资治通鉴》明载此事,足证汉武帝早有除权臣之心。朱安世诬告公孙贺巫蛊,实为汉武帝清洗外戚的契机:卫青、霍去病死后,卫氏家族势力犹存,太子刘据作为卫子夫之子,自然成为权力清洗的靶心。
恰如曹子建七步成诗所叹:“本是同根生,相煎何太急!”汉武父子之殇,正是权力场中骨肉相残的千古绝唱。
深刻道理:明君亦难逃晚年昏聩。汉武帝穷兵黩武后求仙问道,却忘了《大学》所言“修身齐家”乃治国之本——权杖握得太紧,终将碾碎至亲温情。
巫蛊之祸表面是巫术案,实为政治风暴。汉武帝借江充之手铲除卫氏外戚,太子刘据不过祭品。待他醒悟建“思子宫”、下《轮台诏》悔过,已追悔莫及。历史长河中,多少雄主晚年困于权欲牢笼?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痛陈:“明主患在多疑,疑则生乱。”此语如暮鼓晨钟——权力双刃,伤人亦伤己,父子亲情终不敌猜忌二字啊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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