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曾国藩的书信中是否能看出他患有抑郁症

从曾国藩的书信与日记来看，他晚年确实展现出明显的抑郁症状，这种心疾深植于事功与孤独的矛盾之中。

一、失眠与忧郁：身体与心灵的双重困局

说起曾国藩，晚清重臣，湘军统帅，可谓无人不晓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位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，内心却深陷泥潭。同治四年的九月，他的老毛病失眠突然加重，日记里写得明明白白：

“倦甚，不愿治事。三点睡，五更醒。”

短短十一个字，道尽了身心的俱疲。睡眠不足让他的精神日渐萎靡，更可怕的是，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像藤蔓一样缠住了他的心。

按说，功成名就、位极人臣的他，本该是春风得意马蹄疾，怎奈却深陷这无边的倦怠与忧郁？这年他已五十六岁，身体的衰老与精神的孤独交织，让他格外无助。更令人深思的是，此时大清帝国刚在他等人的努力下呈现“中兴气象”，巨大的事功、崇高的官位、空前的威望，竟不能给他带来一丝宽慰。

这年下半年的日记里，类似的记载屡见不鲜：

“九月十七：‘倦甚，不愿治事。又围棋一局，观人一局。’”“十月初二：‘倦甚，不愿治事。与幕府诸公鬯谈。’”“十月二十二：‘二更后倦甚，又似畏寒者，老景侵逼，颓然若难任也。’”

这哪里是寻常的疲倦，分明是身心俱疲的绝望。

“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。”

曾文正公的心事，怕是只有他自己能懂。

二、事功与心力：剿捻背后的英雄迟暮

然而，若以为曾国藩就此消沉下去，那就错了。身体的病痛并未磨灭他的担当，只是这担当，早已被岁月啃噬得千疮百孔。这段期间，他北上剿捻，十月将金陵制造局迁往上海虹口，与李鸿章的炮局、容闳购回的机器合并，建成江南制造总局；十二月核定长江水师章程。1866年（同治五年），他更是以钦差大臣身份进驻周家口，督师剿捻。

面对捻军流动作战的特点，他提出“重点防务、坚壁清野和画河圈围”的对策，却一败涂地。想当年，他指挥十万湘军对决百万太平军，尚能扭转乾坤；如今对付流寇，却如此不堪。这背后，只有一个原因——

心力不足

。就像英雄空手斗猛兽并将其打死，却已无力再敌一只猫。何况曾国藩的精神意志，早已在世俗潜规则与战争压力下摇摇欲坠。

他知道，自己的时代结束了，遂推举李鸿章接任剿捻重任，自己退居后方。师生二人的关系颇为复杂，李鸿章曾负气决绝，终以大局为重和好。梁启超在《李鸿章传》中评道：

“李鸿章之于曾国藩，犹管仲之鲍叔，韩信之萧何也。不宁唯是，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，无一不由曾国藩提斯之而玉成之。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。曾非李所及，世人既有定评。”

历史长河，不过是一场接力赛，该退的退，该上的上。曾国藩早已谙熟这线性规律，只是“

臣精力日衰，不任艰巨，更事愈久，心胆愈小

”的衷肠，道尽了英雄迟暮的无奈。

三、孤独与知己：繁华落尽后的心灵寂寥

曾国藩的失落抑郁，无关荣辱，只因大清帝国早已江河日下，“同治中兴”不过是回光返照。他常叹：

“苦无同志之士，自文忠与江忠烈殁。而同事者鲜能一心。”

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彭玉麟等门生故旧或远去或自立，巨大的孤独感如影随形。他一生提拔巡抚数十人，知人善任连左宗棠都自愧“

知人之明，自愧不如元辅

”，可吸引来的多是“啖之以厚利”的利用者，非知己同道。咸丰八年他在家书中便道破玄机：

“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，不乱用钱，是以人心不附、近日揣摩风会，一变前志。”

暮年回首，方知利益之交，终非知己。

他晚年最钟爱的幕僚是赵烈文，一个甘于淡泊、

“天分至高，心地尤厚”

的才士。同治六年，赵烈文常熟归来，见老师比前消瘦，神气尚存。他的《能静居日记》详细记录了师生谈话与曾国藩的心路历程。曾国藩常主动找他聊天，这在圈中罕见。六月初八，他因廷旨严责曾国荃被摘顶戴，匆匆来找赵烈文，言语间满是焦虑与无奈。

“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。”

繁华落尽，只剩这位老臣在孤独中，与自己的心疾默默对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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