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之阉宦弄权,实肇于成祖,炽于英宗,终明之世而未绝。

朱元璋开国,立铁碑禁宦官干政,曰: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,预者斩。”然至成祖夺位,因宦官密报军情得助,遂转倚为心腹。边镇监军、东厂缉察,皆委宦官,洪武旧制渐成空文。譬如江河初泛,其势未汹,然堤防已溃,遂不可复收。
至宣宗朝,设“内书堂”教宦官识字读经。向之目不识丁者,竟可批阅奏章、参议朝务,俨然文臣之态。然宣宗御下严明,宦官虽得学识,犹不敢恣肆。恰如道家所言“知其雄,守其雌”,此时宦官虽具干政之能,仍敛锋藏芒,待时而动。
及至英宗幼冲即位,太监王振掌司礼监,批红掌印,调遣军马,权倾中外,竟致“土木之变”,天子被俘,江山几危。此时宦官已非“君之奴仆”,实为“隐相隐将”,其势如烈火烹油,灼灼逼人。犹记吕洞宾《警世》诗云:“浮名浮利浓于酒,醉得人心死不醒”,权欲熏心者,终酿大祸。
明初废丞相,权归六部,然政务浩繁,太祖设内阁票拟,又遣宦官分理琐奏。本欲制衡文官,却使阉宦渐握批红之权。至后期,内阁票拟,宦官批红,竟成双枢并立之局。外廷建言,内廷决断,皇权借宦官以驭群臣,然终成尾大不掉之势。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将欲歙之,必固张之”,权术之用,反噬其主,岂不悲哉?
纵观明史,宦官之兴衰,实为皇权延伸与失衡之缩影。其始也微,其终也巨,恰如涓流汇海,星火燎原。后世读史者,当知权力之予取,不可不慎;制衡之道,不可不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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