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祁钰掌权长达八年的时间,夺门之变为何能轻易完成

朱祁钰掌权八年之久，夺门之变却能轻易成功，根本原因在于：他既无子嗣又身患重病，朝臣人心早已转向英宗；加之英宗嫡长子身份更具正统性，使得政变几乎未遇阻力。

一、无嗣又病重，人心早已离散

朱祁钰，实为明朝最富悲剧色彩的君主之一。土木堡之变后，国势倾危，英宗被俘，社稷几近崩塌。值此存亡之际，他临危受命，以郕王之身登基称帝，是为景泰帝。八载勤政，整饬军备，任用贤臣，终使大明转危为安，甚至略有中兴之象。然命运弄人，其独子怀献太子朱见济早夭，此后再无所出；而他自己又于景泰八年（1457年）前已沉疴缠身，朝野皆知其命不久矣。

一个无子且病重的皇帝，在封建王朝的逻辑中，几乎等同于“临时看守”。古语云：“皇嗣者，天下安危之所系。”北宋韩琦劝宋仁宗立储之言，道尽帝王家业传承之根本。无嗣，则宗室觊觎；病笃，则群臣自谋。彼时朝中百官，多非为江山社稷，实为身家富贵。眼见景泰帝既无继承人，又似将不久于人世，谁还愿为其效死？

正如《明史》所载，景泰末年，“帝疾甚，中外危疑”。人心浮动，各寻出路。拥立新君，不仅可保禄位，更可博“定策之功”。于是，石亨、徐有贞、曹吉祥等人密谋迎复英宗，竟无一人挺身阻拦——非不能也，实不愿也。君不见，“树倒猢狲散，墙倒众人推”，此之谓也。

二、嫡庶之别，正统压倒功绩

除却无嗣病重，另一关键因素在于身份之差。明英宗朱祁镇乃宣宗嫡长子，孙皇后所生，自幼立为太子，继位名正言顺；而朱祁钰仅为宣宗庶子，母为贤妃吴氏，本无继统之望。虽因国难登基，然在礼法森严的明代，其“代理”色彩始终未褪。

当景泰帝病重未薨，朝局尚在可控之时，英宗却以“太上皇”身份被软禁南宫七年。然其嫡长子身份，恰成政变者最有力的合法性旗帜。石亨等人高呼“奉太上皇复位”，实则以“正统”压“权宜”，以“血统”盖“功绩”。满朝文武，纵知景泰有功于国，亦难违“父死子继、兄终弟及”之宗法大义。

须知，在传统中国政治伦理中，功业可嘉，却难敌名分之重。景泰帝纵有回天之力，若无子嗣承祧，其帝位终如浮萍无根。故《国史大纲》有言：“明代皇统，尤重嫡庶。”此非虚言。

夺门之变当夜，仅数百兵卒撞开南宫门，直入大内，竟无一禁军抵抗。次日清晨，百官入朝，见龙椅已换其主，竟无人异议。此非兵不血刃，实乃人心早已归附英宗。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（1457年2月11日），朱祁镇复辟，改元天顺；朱祁钰旋即被废为郕王，月余后暴卒，谥曰“戾”——此字含“罪过”之意，足见当时对其评价之苛。

后人读史至此，常掩卷长叹。诚如诗云：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景泰帝八年苦心经营，终成他人嫁衣；其陵寝不得入十三陵，谥号初仅五字，庙号迟至南明方追尊为“代宗”——此非天意，实乃制度与人心之合力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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