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广之过,不在愚昧而在无度。开科举、凿运河本是千秋功业,却因急功近利耗尽民力,终使煌煌大业王朝二世而亡。

隋炀帝杨广确非庸主,史称其"美姿仪,少聪慧",开科举打破门阀垄断,修运河贯通南北血脉。然其行事如急风骤雨,杜牧《过华清宫》"一骑红尘妃子笑"的讽刺,放在杨广身上竟也贴切——为满足帝王宏图,百姓成了棋盘上的卒子。
据《通典》所载,兴建东都时每月征夫二百万人,运河工地"役而死者大半"。更令人扼腕的是,当皮鞭下的民夫在运河边倒下时,督工官吏却在奏报里写着"大业五年,漕运通济"。这般劳民伤财,恰似《荀子》所言:"水则载舟,水则覆舟",百姓的血汗终究淹没了龙舟。
若说工程劳役已使民怨沸腾,三征高句丽更是耗尽国本。大业八年首征高丽,发兵百万,《资治通鉴》记"旌旗千里",可辽东城下"九军并陷,资储器械巨万计"。这让人想起王翰《凉州词》的惨烈:"醉卧沙场君莫笑,古来征战几人回?"
更致命的是,当山东河南遭逢水灾,杨广仍强征民夫运粮北上。饥民锯木为械,终于点燃大业七年烽火。此时运河里流淌的已不仅是河水,还有《盐铁论》所警"聚天下之财,赡一人之欲"的苦果。
唐人修史时,将杨广钉在暴君柱上自然有其考量。但今日回望,唐人皮日休《汴河怀古》说得透彻:"尽道隋亡为此河,至今千里赖通波。"运河功在千秋,只是杨广太想在自己手中完成千秋功业。
其悲剧在于,既有秦皇汉武的雄心,却少了"文景之治"的耐心。科举选才本可打破门阀,却因急于求成反激化矛盾;运河贯通原可福泽苍生,却因苛政猛于虎而尽失民心。这恰如《道德经》箴言:"企者不立,跨者不行",帝王功业终究要顺应民力时势。
所以当我们站在大运河畔,看千帆过尽之时,既见隋炀帝凿穿历史的魄力,也见其透支民力的暴戾。青史如镜,照见的不仅是帝王功过,更是"民惟邦本"的永恒真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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