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勣为什么不反对李治立武则天为后

李勣不反对李治立武则天为后，根本原因在于他深谙“天子家事非外臣可议”的政治智慧，与其一贯明哲保身、顺势而为的处世哲学一脉相承。

一、乱世浮沉中炼就的玲珑心

大唐权力中枢的人物，没有一个是简单的。他们有的忠直刚烈，有的机变通达，而历经高祖、太宗、高宗三朝的李勣，却堪称其中最懂“顺势”二字之人。

他本姓徐，名世勣，因助李唐开国有功，被高祖赐姓李，后又为避太宗讳改单名勣。《旧唐书》称其“家多僮仆，积粟数千钟”，出身富庶却轻财重义，年少时便“拯济贫乏，不问亲疏”，这种性格底色，为他日后在政治风浪中始终能退一步观局、进一步施策埋下伏笔。

隋末天下大乱，未及弱冠的李勣投奔瓦岗军。见首领翟让劫掠乡里，他劝其不可自绝于民，正所谓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；面对隋将张须陀大军压境，他力排众议、设伏破敌，两万隋军竟全军覆没。此时的他，已显露出“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”的将略之才。

更见其眼光独到的是，当李密兵败来投，众人犹疑之际，李勣断定此人“虽败犹荣，声望仍炽”，力劝翟让纳之。果然，李密后来成为瓦岗核心，而李勣也屡立战功——大业十三年，他大破王世充于洛水，又夺黎阳仓以断隋军粮草，可谓“以正合，以奇胜”，战功赫赫。

李勣的每一步，仿佛都在下一盘大棋。他既不盲目尽忠，也不轻易背主，总在关键时刻做出最有利于长远的选择——这是一种深植于乱世的生存智慧。

二、“天子家事”背后的政治算术

等到李密降唐，李勣本可将其旧地献于李渊以邀功，他却执意让李密自献。这一招“感德推功”，让高祖大为赞赏，称其为“纯臣”，赐姓赐爵，恩宠有加。

但“纯臣”不等于愚忠。当高宗李治欲废王皇后、改立武则天，召集群臣商议时，李勣“称病不至”。他冷眼看褚遂良、长孙无忌等重臣激烈反对，却始终不置一词。直至高宗私下问他，他才缓缓答曰：“此陛下家事，何必更问外人？”

此言看似轻描淡写，实则深意无穷。既避免直接触怒皇帝，又未违背自己“不立危墙之下”的处事原则。他早已看清：高宗心意已决，强谏无益，反招其祸。

这与他早年劝翟让勿掠本土、荐李密以蓄势、献地于李密而示忠等行为一脉相承——始终在险局中为自己留有余地，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”。他不反对武则天，非因认同，而是深知势不可逆。

总章二年（669年），李勣去世，陪葬昭陵，哀荣至极。他一生从容于乱世与朝堂，其智慧或许可借苏轼一词蔽之：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”——而他的“不反对”，恰是这篇大文章中最精妙的一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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