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武宗朱厚照之所以下令禁猪,说白了,就是因为他的姓“朱”和生肖“猪”犯了冲,再加上他当时极度缺乏安全感,看什么都像在影射自己。

话说这大明正德十四年,也就是公元1519年的岁末,咱们的“大玩家”正德皇帝朱厚照,正兴致勃勃地“南巡”呢。这南巡可不是微服私访体察民情,更像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公费旅游。就在这寻欢作乐的路上,他老人家脑洞大开,突然颁布了一道震惊天下的圣旨——“禁猪令”。旨令白纸黑字写得明白:全国范围内,不准养猪,不准宰猪,不准卖猪,胆敢违抗者,全家发配边疆充军!这可不是开玩笑的,是掉脑袋的大罪。
那么问题来了,好端端的,朱厚照为啥跟猪过不去呢?史书上记载的官方理由,听起来是那么回事,细品却又透着一股子荒诞劲儿。圣旨原文是这么说的:“照得养豕宰猪,固寻常通事。但当爵本命,又姓字异音同。况食之随生疮疾,深为未便。”这话翻译过来,意思有三层。
其一,也是最要命的,是避讳。朱厚照姓“朱”,猪叫“猪”,虽然写法不同,读音可是一模一样。这猪今天被养着,明天被宰了,后天被吃了,岂不是在影射、诅咒大明皇帝?这在封建王朝,可是大逆不道之罪。这种事,古已有之。比如唐朝皇帝姓李,老百姓就得避讳“鲤”,吃鲤鱼成了禁忌;宋徽宗属狗,全国就一度禁屠狗。朱厚照这操作,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“帝王病”。
其二,是他的生肖。朱厚照生于弘治四年,干支纪年是辛亥年,地支“亥”对应的生肖正是猪。猪是他的“本命”,杀猪岂不是在冲撞他这位“本命天子”?
至于其三,说吃猪肉会“生疮疾”,对健康不利,这纯属是扯淡了,不过是给前两个荒唐理由披上的一层“科学”外衣,连他自己恐怕都不信。
如果仅仅是因为避讳和生肖,这道禁令虽然荒唐,倒也还算“师出有名”。但若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,看看朱厚照当时的处境,就会发现,这道“禁猪令”更像是一个内心极度不安的皇帝,为自己筑起的一道脆弱心理防线。
这位正德皇帝,从来就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主儿。他继位之后,心思压根不在朝政上,整天想着怎么玩。他自封“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”,跑到边疆跟蒙古人打了一仗,玩得不亦乐乎。他这么一折腾,朝堂可就乱套了。以刘瑾为首的宦官趁机专权,吏治败坏,土地兼并严重,国家机器锈迹斑斑,各地起义此起彼伏。更要命的是,朱厚照折腾了半辈子,连个儿子都没有,国本空虚。各地的藩王们,比如后来的宁王朱宸濠,都瞪大了眼睛,盯着这把龙椅。他身边的近臣,也各怀鬼胎,随时准备另觅新主。
内外交困,众叛亲离。朱厚照看似威风八面,实则如坐针毡,安全感几乎为零。就在他南巡的路上,宁王果然在南昌造反了(虽然很快就被王阳明平定)。这种环境下,他的心理能不失衡吗?他看到人们宰杀那肥头大耳的猪,开膛破肚,大快朵颐,心里就别扭得慌。那场景,仿佛就是他自己命运的写照——被天下人围观,随时可能被“宰割”。于是,禁猪,便成了他唯一能掌控的、用以慰藉自己那颗惶恐之心的方式。他禁止了杀猪,仿佛就暂时阻止了自己被“宰割”的命运。
这番操作,真可谓是为了一己之私,搅得天下不宁。让人不禁想起晚唐诗人杜牧的那句讽刺: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杨贵妃爱吃荔枝,累死多少驿马;朱厚照忌讳“猪”,又苦了多少百姓?帝王一念,众生皆苦啊。
禁令一出,天下哗然。老百姓敢怒不敢言,只好把家里的猪统统宰杀贱卖。一时间,从江北到京师,猪肉几乎绝迹。活人吃不到肉,死人祭祀也犯了难。到了次年清明节,按规矩要用猪牛羊三牲祭祀,结果家家户户找不到猪,只好用腥膻的羊肉替代。这股歪风最终激起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,以大学士杨廷和为首的群臣纷纷上书劝谏。朱厚照折腾了几个月,眼看实在无法推行,只好灰溜溜地废除了这道荒唐的禁令。一场由皇帝个人心理问题引发的全国性闹剧,这才草草收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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