叫什么都行,但“商”是它自己认的名字,“殷”是隔壁老周家叫它的,“殷商”则是后人图省事打包叫的。

这事儿啊,说起来有点绕,但细品之下,历史的味道就出来了。咱们今天聊的商朝,可不是个没名没姓的主儿。它有“商”、“殷”、“殷商”好几个称呼,听着像一家人,但里头的门道,可深着呢。
话说上古年间,有位叫简狄的姑娘,这可不是个普通的姑娘。一天,她在河边洗澡,天上飞过一只燕子,下了一颗蛋,好巧不巧,被她给吃了。就这么一吃,怀了孕,生下个男孩,名叫“契”。这故事听着玄乎,但《诗经·商颂》里白纸黑字写着:“天命玄鸟,降而生商”,这便是商族起源的浪漫传说。
契长大后,可不是个闲人。跟着大禹治水,那真是风里来雨里去,立下了大功。当时的领导舜帝一看,这小伙子行啊,就让他当了“司徒”,专门负责给老百姓讲道理、定规矩。为了表彰他,舜帝就把“商”这块地封给了他。从此,契这一支族人,就叫“商族”了。
这跟后来宋朝的来历,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赵匡胤在宋州当节度使,得了天下,国号就叫“宋”。契的子孙在“商”地发家,后来成汤灭了夏,那他的朝代,自然就叫“商”朝了。这叫“因地得名”,是上古时代最朴素的命名逻辑。
既然国号是“商”,那“殷”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?这就得从盘庚迁都说起了。商朝早期,跟打游击似的,都城换来换去。到了公元前14世纪,盘庚王大手一挥,把都城迁到了“殷”,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。这一迁,就扎下了根,直到商朝灭亡,两百多年再也没挪过窝。
都城叫“殷”,时间长了,外人就容易用都城的名字来代指这个国家。尤其是灭了商的周朝人,他们写历史,张口闭口就是“殷”。咱们读的《史记》,司马迁老先生写的那篇《殷本纪》,通篇用的都是“殷”。为什么?因为他老人家写史,讲究“考信于六艺”,主要参考的就是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这些经过周人整理过的书。在周人的语境里,“殷”就是商朝的官方代号。
可商朝人自己不这么叫。这事儿最有力的证据,就是殷墟挖出来的甲骨文。在成千上万的甲骨上,商人自己记录事情,从来没写过“殷”这个字,但“大邑商”这个词儿,那是屡见不鲜。这就好比咱们北京人,自己说“我住北京”,但外地人可能会说“他去首都了”。一个意思,不同叫法。“商”是自称,“殷”是他称,清清楚楚。
那“殷商”呢?这是更后来的“打包叫法”。周人写诗,怀念前朝,或者教训后人,常常把“殷”和“商”放一起说。比如《诗经·大雅·荡》里,周公厉声质问:“文王曰咨,咨女殷商!”这句话,连着说了七遍,恨铁不成钢的心情,隔着三千年都能感觉到。又比如《诗经·大雅·大明》里形容商纣王的军队,说:
“殷商之旅,其会如林。”
你看,“殷商”这个词,在西周就已经很流行了。它把周人的称呼“殷”和商人自己的名字“商”捏合在了一起,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固定词组。
所以说到底,一个朝代的称呼,就像一条河流。它发源于自己的源头(商),流经他者的视角(殷),最终汇入历史的大海(殷商)。名字虽异,指向的却是同一段波澜壮阔的岁月。对我们后人而言,了解这称呼背后的故事,比纠结于该叫哪个,或许更有意思。毕竟,拂去历史的尘埃,看到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,和一段段真实发生过的传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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