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侂胄之冤,不在其志,而在其势、其时、其敌。

韩侂胄,名门之后,其曾祖乃三朝名相韩琦,母为高宗皇后之妹,侄孙女为宁宗皇后,可谓“一门朱紫,半壁姻亲”。这样的身份,在南宋朝廷中自是举足轻重。
他力主抗金,志在恢复中原。开禧年间,他主持北伐,重用辛弃疾等主战将领,又为岳飞平反,追封鄂王,削秦桧爵位,改谥“缪丑”。一时之间,“朝野振奋,忠义之气复振”,大有直捣黄龙之势。
然其败也忽焉。原因有三:
其一,修史者乃敌也。《宋史》成于元末,主修者脱脱等人,或为程朱门徒。侂胄曾力斥理学为“伪学”,禁其科举,断其仕路。理学门人恨之入骨,执笔时自然“以墨为刃,以史为狱”。
其二,权倾朝野,树敌太多。他借“同姓为相不利社稷”之名,排挤宗室赵汝愚,更扩大打击,酿成“庆元党禁”,禁理学、锢言路,朝中清流多遭贬斥。此举虽为固权,却亦失士心。
其三,北伐失利,授人以柄。开禧北伐虽气势恢宏,却因吴曦叛变、丘崈畏战,终至大败。金兵反扑,江南震动。主和派史弥远与杨皇后竟密斩侂胄,函首送金,以此乞和,签订《嘉定和议》。
正如《史记》所言:“胜者为王,败者为寇。”韩侂胄一心抗金,虽败犹忠,然身后名节,竟由敌手定谳。他贬秦桧为“缪丑”,自己却与桧同列《奸臣传》,岂非历史一大反讽?
昔者吕洞宾有言:“世人皆谤我、欺我、辱我,如何处之?”答曰:“只是忍他、让他、由他,再待几年,你且看他。”
韩侂胄生前叱咤,身后蒙尘。然其恢复之志、雪耻之心,未必不如八仙渡海,各显神通。只是时运不济,命途多舛,恰如张三丰所言:“势不可使尽,使尽则祸必至;福不可受尽,受尽则缘必孤。”
后世有识之士,如钱大昕、余嘉锡等,皆为其辩冤,谓其“非奸也,实乃急功而败,为政敌所乘”。
历史长河,泥沙俱下,忠奸之辨,往往不过成王败寇之续耳。读史至此,能不慨然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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