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书如镜,映照的不仅是往事,还有评史者心中的波澜。陈寿将陆逊与诸葛并列立传,推崇之情溢于言表;而裴松之笔锋一转,却道出几分冷峻批评。其间分歧,何止是一家一言之争?

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给予陆逊极高待遇,不但与诸葛亮一样单独列传,更在评语中写道:“刘备天下称雄,一世所惮,陆逊春秋方壮,威名未著,摧而克之,罔不如志”。他欣赏陆逊以弱胜强、谋略超群,更赞叹孙权能识此英才,共成大事。尤其称道他“忠诚恳至,忧国亡身”,几近社稷之臣。字句之间,推崇备至。
然而裴松之在注《三国志》时却提出异议。他虽肯定陆逊前期“张拓形势,使敌不敢犯”,却严厉批评其在234年一战中的决策:魏军已退,何必再遣兵突袭小县?以致平民惊惶奔逃、自相践踏,被俘杀者千余人。裴松之痛心道:“用兵之道既违,失律之凶宜应”,甚至将陆逊后裔“及孙而灭”视为余殃。
这就要说到那场关键战役。公元234年,诸葛亮发起第五次北伐,东吴三路响应。孙权亲攻合肥不下早退,陆逊与诸葛瑾却陷于汉水流域。恰逢信使被擒、军情泄露,陆逊临危不乱,不但不退,反而伴攻襄阳。魏军惧其威名,果收兵回防。陆逊却进一步佯称狩猎,暗遣部将突击石阳等地,终致百姓慌乱伤亡。
裴松之因此提出两点批评:一已达成战术震慑,何苦再袭?二岂非杀良冒功、徒害无辜?
我们不妨从全局再看。当时孙权已退,陆逊若仓促撤军,极可能遭魏军截击,全军危殆。他以进为退、虚实交错,恰是名将手段。至于百姓伤亡,乱世常情,虽是可叹,却未必是陆逊本意。他夷陵败刘备、石亭破曹休, 战功赫赫,岂需杀平民以邀功?
昔年吕洞宾云:“千年铁树开花易,一人吐语定史难。”史家执笔,常带各自心证。陈寿身历蜀汉兴衰,更重社稷英才;裴松之处乱世之末,更念生民疾苦。立场不同,则评断殊异。陆逊一生筹谋国事、竭智尽忠,虽白璧微瑕,仍可谓东吴柱石。后世读史者,或不必以一言定其忠佞,而应观其心、察其迹、辨其时,方得史中真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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