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之所以厚待官员,实为以禄养廉、使士大夫得以专心治国之策。

宋承五代之乱,深知武人跋扈、吏治腐败之弊,故立国之初,太祖赵匡胤即定下“重文抑武、优礼士人”之策。官俸之厚,历代罕有。正二品如参知政事、枢密副使,月俸可达二百两;即便从九品小官,亦有十两之入。更兼职田、公使钱、驿券、衣赐等名目繁多,实可谓“不耕而食,不织而衣”。
《宋史·职官志》载:“俸给之外,复有公用钱、职田、驿料,凡百供给,无不周至。”此非奢靡,实乃制度设计——使士人无内顾之忧,方能尽心王事。
范仲淹曾言:“我官位不高,年俸三十万钱,相当于千亩良田之入。若不尽责,无功而食,与螟螣何异?”此语道出宋人对俸禄之敬畏。俸厚而不骄,反生惕厉之心,此乃高薪养廉之真义。
然厚禄虽可养廉,亦可耗国。宋室岁入虽丰,然冗官、冗兵、冗费三冗并举,财政常如负重登山。一遇水旱兵燹,国库立显窘迫。仁宗朝庆历年间,滕子京以公使钱犒军,竟遭弹劾贬谪巴陵——此事看似苛察,实则折射出制度之张力:公使钱本为“养贤之礼”,然用之稍逾,便成罪愆。
范仲淹在《奏乞将先减省诸州公用钱却令依旧》中申明:“国家置公使钱者,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,有行役之劳,故令郡国馈以酒食,或加宴劳,盖养贤之礼,不可废也。”此语深得礼制之本,然执行之际,却常陷于法理与人情之夹缝。
道家有言:“知足不辱,知止不殆。”吕洞宾尝游市井,见富商积金如山而终日惶惶,叹曰:“外物愈多,心愈囚。”宋之厚禄,本欲使官心安,然若不知节制,反成国之重枷。张三丰亦云:“清静为天下正。”治国之道,不在厚禄之多寡,而在制度之清明与人心之守正。
尤为可注意者,宋之正一品多为虚衔,如太师、太傅,无实权而俸反低于从一品之实职。此乃制度之巧——以虚名尊老臣,以实禄任能吏,可谓深谙“名器不可假人”之古训。
此外,朝廷不仅厚待其身,亦恤其家。官员赴任地方,家属留京,衣食住行皆由官给。此非溺爱,实为断其私念,使其心系公事。正如《岳阳楼记》所载: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”士大夫之忧乐,早已与国运相系。
然历史终以铁律示人:俸禄可厚,不可无度;制度可优,不可失衡。宋之亡,非亡于外敌之强,实亡于内政之滞。若能如《资治通鉴》所倡:“量入为出,节用爱人”,或可延祚百年。
今观宋制,当思:高薪非万能,唯配以清明吏治、有效监督,方为长治久安之道。否则,纵有千亩职田、万贯俸钱,亦不过“金玉其外,败絮其中”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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